中图分类号：B01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08)08-0138-03 理论范式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发展演变而不断转变更新的。当代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科原有的认知图示和解说系统逐渐失去其有效性，多途径的借鉴各种理论资源去进行新的审视、新的探索以寻求合理的解释成为必然，这使得原来清晰的学科边界不断发生扩展和蔓延，各学科之间广泛地交叉融合，促成了学术范式的当代转型。 一方面，在多元文化的倡导和人本主义思潮推动下，文化与既有的各种学科发生了粘连，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地理学等空间学科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等人文学科，与日俱增地交叉渗透，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从文化的角度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已成为各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和方法论基础。在这股大潮中，地理学的发展尤为突出，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社会关联运动”[1]。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斯顿，在其著名的地理学评述著作《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五版中，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人文地理学发展就是“文化转向”。2004年出版的由西方文化地理学家邓肯等人主编的《文化地理学读本》中，也用专门章节研讨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问题，认为当代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为理论基础，以所谓“新文化地理学”的崛起为主要代表，以英国地理学家杰克逊与考斯格罗夫首发先声，研究内容从传统的区域研究和空间分析转向解决现实性社会问题，提出要关注文化的生产运作、价值内涵与符号意义，进而基于这些内容来考察空间构成、空间秩序、空间竞争、空间和地方的作用、文化政治、日常生活与消费等话题。 文化地理学的思想火花来源于16世纪的人类学。18世纪末，德国政治理论学家拉策尔的作品《人类地理学》的问世，开了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先河，他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学说来分析不同文化之间为了生存和繁荣而互相竞争。这种文化领域的弱肉强食的思想有许多负面影响，与当时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有很大的联系，直接启发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以埃伦·塞坡尔为代表的环境决定论[2]。二十世纪上半叶，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影响，地理学家索尔将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提出解释文化景观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在他的带领下，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地理系在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中逐渐形成了极具文化特色、历史特色的“伯克利学派”。一般说，西方成熟的文化地理学，就是从伯克利学派开始的[3]。 二战结束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在不断革新变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50年代末，整个北美和其他英语国家的地理学界先后掀起了“计量革命”，实证主义被广泛引入到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的发展。60年代，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人文地理学产生了行为主义学派，开始对人的心理决策和行为认知进行研究。1976年，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美国地理学协会会刊上发表论文，以现象学、存在主义、理想主义为哲学基础，首次使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一称法[4]，把人的经验看作是有效的知识来源，注重从感应环境去解释人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与地理学结合，出现了以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地理学理论，主张地理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应从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加以考察，把人文地理学研究引向了对阶级、财产关系、资本积累等深层机制的关注上，并开始用全球化的视角进行观察，为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阐释工具。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文地理学受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开始了对少数人群问题特别是少数族裔和女性地理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空间”的非正义性进行批判，兴起了新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对文化概念的重新理解是新文化地理研究范围拓展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对伯克利学派的文化概念的批评之上。新文化地理学认为伯克利学派预设了一个主导性的覆盖整个社会的文化力量，这个文化，即主流文化，代表了精英主义的立场，应该被扬弃。新文化地理学将文化视为一整套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以及相关联的符号意义，以特有的空间思维揭示了价值的空间形态，讨论符号意义的空间再现。认为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形态与其时间形态一样，属基本形态，而具体的空间形态总与特定价值、符号、意义相对应[3](P76)。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长期被忽略的具有不同价值属性的各类社会群体被纳入研究视野，许多被歧视、压抑、排斥、不公正的空间场景(如少数族裔空间、女性空间、同性恋空间、贫困者空间等等)成为新文化地理学关注的重点。 爱德华·索亚的“空间三部曲”①堪称后现代地理学的经典著作。索亚主要致力于研究以洛杉矶为范例的当代后大都市如何从分散的城镇村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城市之一，以及在这种后现代空间重建过程中显示出的种种问题。揭示出当前城市重建的全球化浪潮是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的征服、边缘化和剥削，是由资本左右的、持续不断地对城市空间进行区域化、非区域化以及重新区域化，其目的是为了无休止地进行资本积累，其结果是加速了社会和经济的两极分化[5]。在研究中，索亚倡导理论界重新思考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第三空间”理论，将第三空间作为第一空间(物理空间)和第二空间(表征或感知的空间)的本体论前提，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都包括在内的同时，又超越了这两种空间概念，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索亚的研究中采用了语境分析和跨学科方法，展示出了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地理学科，波及到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西方理论的空间转向[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