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认同的时空维度 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面临着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一，今天采用的研究方式、概念都来自近代西方，比如哲学、心理学所采用的范畴，基本是一些西方概念；其二，研究中缺少实实在在的抓手，基本上只属于知识分子层面，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联。究其原因，我们近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个西方式的时空观，对时间、空间的理解都是西方模式，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在现代化运动中渐行渐远。 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这甚至可以成为文化认同的基础。随着西方基督教时空观念的进入，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城乡之间逐渐显现出文化的脱节。比如说，中国的历法被称为阴历，其实中国历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阴历，它以太阳运行为参照，以月亮运行为周期，同时又反映出顺应农耕的节气，事实上，它是一个阴阳合历。现代以来，我们为了在使用中加以区分，便把基督教历法称为阳历，把中国历法说成是阴历。在城市里，人们生活在阳历的时间概念中；在乡村，农业生活依然离不开阴历、节气的指导。再比如说，过去中国人讲“礼俗”，上有礼、下有俗，礼俗对应。过春节，“团拜”清朝时就有，皇帝在宫廷里给大臣们搞年节仪式，老百姓家里也是同样做的。在老百姓是俗，在国家就是礼，礼俗合一，并没有两张皮。但到了今天，出现了脱节的现象——城市里普遍过洋节，农村则相对保持着祖先留下来的年节传统。 时间如此，空间亦然。在过去，中国人对世界空间包括“世界”这个词的理解是源自佛教的观点——以喜马拉雅为中心，同时向周边辐射的多重空间、大千世界。人类第一个“世界空间”开始于成吉思汗打造的“世界帝国”，第一个“世界经济”则形成于1550年以降明代的边镇和海洋贸易。我们今天提出要发展西部、以西部为核心，其实，西部在历史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开放的中心、文明交往的要害，这是中国传统空间观念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浸入，我们逐渐接受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以海洋分割世界的观察方法——把中国理解为远东，把亚洲分为东亚、中亚、西亚，把美洲分为南美、北美——这是随着西方的扩张而形成的新的空间概念。近代西方把文化理解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并使文化服务于国家争霸，从而使得这样的文化与人民的生活日益成为两张皮，这种启蒙文化观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影响很大。 二、中国式时空观的基层重建 今天，我们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包括重视三农，如何落实？应该考虑到让中国特殊的时间观念渗透到文化的意识当中去，重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个时间—空间的问题。重建中国式的时空观念，对重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节庆回家，这在中国文化中跟时间观念密切相关。今年春节前中国南部发生了大雪灾，人们衔山分水不顾一切也要往家里赶。有些知识分子提出，既然每年春运都这么困难，为什么不把春节取消或者改了呢？其实它就不是这个问题。过春节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循环回馈的过程，过去的古人在外面当了官、发了财，他一定要去回馈乡里。我们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没有产生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化，就跟这些人不断地回馈有关。 我们今天提出要恢复一些节日传统、恢复老百姓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这就是很有抓手的恢复。传统文化具体怎么复兴呢？我们办孔子学院、复兴国学，其实都跟老百姓、跟社会没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至于现在的除夕也好、端午也好、清明也好，也不应理解为是一个简单的假期。在今天，中国人已经不太会过年了，人们过年就是看春节晚会，无以参与、空为看客——看几个伪农民在那里表演。全国人民冷冷清清看电视，这哪有点儿节日氛围呢？所以有人建议把春节晚会改到初二、初三去，我觉得这有一定道理。其实，传统节日中好东西不少。端午节赛龙舟、驱邪、洗雄黄水，既是一个文化运动又是一个社会运动。我们叫它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叫它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活着的传统文化也好，它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复兴中一个能够落到实处的抓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或觉察点什么：回家、回馈等等所反映出的文化价值，对于消除城乡二元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过去我们反传统，是在主流层面上反；维护传统，也是在主流层面上维护，老百姓其实不关心这些事儿。启蒙运动凭空造出一批“启蒙者”，同时与之对应的造出大多数需要被启蒙的老百姓，这是近代以来我们被动地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表现，它撕裂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我们总以为我们的文化不好，因为它不够现代化，说白了就是不能在民族国家争霸中灭绝其他人，总以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是个负担，天天要努力终结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文化，竟然说这是“文化建设”。我们抗震救灾，有人说是“西方普世价值”的胜利，其实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老百姓生活中从未改变过。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呢，就说文学专业的，今天的作家，在大城市、中心城市的居多，所以他们主要受西洋小说的影响，盯着诺贝尔奖，又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没得到，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基层缺乏了解。拉丁美洲作家为什么得到了，因为他们意识到拉丁美洲的文化被撕裂了，他们对这个过程有反思。我们去抄卡夫卡，人家已经有卡夫卡了还评你干什么呢？今天，待在中国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变成了知道分子，实际上没有来自基层的特殊的知识和感悟。而当年陈寅恪先生就不是一般的研究作品，他研究的重心在西北地区，他认为唐代社会制度就是整体建立在西北特定的礼俗风俗基础之上，不研究西北就研究不了唐代。同样地，国外有很多人研究中国的体制就去研究延安，不了解陕甘宁以来的制度又怎么能真正了解中国？新中国不是建立在黑格尔所说的民族国家文化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的。所以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说：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根本基础是大众的。知识分子要下去，课堂有两个，基层是比学校更大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