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09-08-10]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9)09-0073-08 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将核时代的安全困境描述为“安全依附于恐惧，生存与毁灭并存”。①冷战期间，美苏核武器储备最多时达六万多枚，严重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存续。要消除长期笼罩世界的核阴霾，走出核安全困境，唯一的出路是全面彻底消除核武器，建立“无核武器世界”。2007年1月，四位美国前政要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提出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从而拉开了新一轮“无核武器世界”运动(简称“无核运动”)的序幕。② 一 无核运动的历史溯源 美国史汀生中心(the Henry L.Stimson Center)的奠基人之一迈克·克莱彭(Michael Krepon)认为，核时代先后出现过四次废除核武器运动的高潮。③第一次出现在1945-1947年间，当时核武器刚刚研制成功，并在对日作战中首次使用；第二次出现在里根政府上台、美苏冷战正酣的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出现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后期；第四次则以2007年美国四位前政要——乔治·舒尔茨(George P.Shultz)、威廉·佩里(William J.Perry)、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和萨姆·纳恩(Sam Nun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为开端，目前正以蓬勃之势席卷全球。 (一)核时代之初的无核运动 第一次废除核武器的运动发端于二战末期，当时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势力已日暮途穷，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人民终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然而广岛和长崎的悲剧再次使世界陷入战争的恐惧当中。这次无核运动的推动者主要是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Los Alamos Laboratory)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为代表的科学家，他们起草了《弗兰克报告》(Franck Report)，提出了控制和消灭核武器的建议，包括公开核技术，把核能置于严格的国际管制之下，使核武器的生产和使用非法化。美国政府在他们的推动下成立了“原子能国际政策专门委员会”，研究如何对核武器进行国际管制，并向美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该委员会于1946年3月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Acheson-Lilienthal Report)”，建议成立一个权威性国际机构，全面管理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这个报告的政策思路一度为杜鲁门政府所接受。1946年6月，美国在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交了以“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为蓝本的“巴鲁克计划(Baruch Plan)”。但与前者相比，增加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能行使否决权等针对苏联的内容。苏联以该计划企图以国际体制保障美国的核垄断地位为由，拒绝接受，并提出了“葛罗米柯计划(the Gromyko Plan)”，要求在建立国际管控制度前宣布核武器为非法，并要求保留否决权。当美苏僵持不下时，苏联于1949年8月成功进行核试验，结束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开启了美苏核对抗的时代。 在历次无核运动中，第一次是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当时核武器刚刚问世，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还在确立过程中。首次使用核武器造成的核恐惧感仍然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容易在国际上达成无核共识。但是，二战结束后美苏从盟友迅速转变为对手，这决定了美国不可能主动放弃核垄断，苏联也不可能永久接受核劣势。冷战开始后，核武器成为美苏双方的重要战略工具，并进而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 (二)冷战高峰期的无核运动 美苏关系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后，在里根上台后再次进入激烈对抗时期。里根不接受“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概念，上台伊始就提出一整套核战争观点，认为核战争不仅可以打，而且可以有控制地打，长期地打，以天空为基地打。他推出了“星球大战”计划，企图发展“天衣无缝”的战略防御系统。核大战阴云一时笼罩全球。研究表明，美苏两家的核弹头已经具备了毁灭地球数十次的“超杀”能力，核大战所导致的“核冬天”效应有可能彻底毁灭地球文明。④科学家和学者们的警示与宣传引发了美国民众的反核和平运动。美国学者、著名撰稿人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于1982年出版的《地球之命运》(the Fate of the Earth)一书，以冷酷的笔触描写了“核浩劫(the nuclear holocaust)”后的地球，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⑤在美国民众的强大压力下，里根开始冻结部署新式核武器及在西欧部署导弹的计划，以缓解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局势。此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所谓的“新思维”。他在1986年1月15日发表的讲话中，提出到2000年前分步骤完成全面消除核武器的计划。同年，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会面，讨论了消除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的问题。1987年，美苏达成《中导条约》，同意消除所有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第二次无核运动由此达到高潮。 第二次无核运动的特点是自下而上地发动了民众、部分精英和媒体，但是基本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核武器已经成为维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战略平衡的杠杆，要想实现无核世界，必须首先改变整个国际体系，而这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核武器数量大大超过了维持平衡的实际需要，减少数量和缩小规模符合美苏双方的利益。因此，这次无核运动的结果主要体现在核裁军领域。⑥ (三)冷战后的无核运动 20世纪90年代以美苏对峙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解体拉开帷幕，美、俄综合国力对比出现严重失衡，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享有绝对军事优势，核武器在国家战略和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大大下降，美国国内重新出现了要求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呼声。诸如史汀生中心、美国科学家联盟和国家科学院等美国智库开始研究废除核武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报告，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史汀生中心于1995年2月开始陆续发布的有关核问题指导委员会的报告，为报告提供咨询的有不少在任和前任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包括前北约司令安德鲁·古德佩斯特(Andrew J.Goodpaster)上将，海湾战争时任联军空中部队司令、后任美国航空航天总部司令的查尔斯·霍纳(Charles A.Horner)上将、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以及主持撰写“第68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并于80年代担任美苏裁军谈判首席代表的保罗·尼采(Paul Nitze)。这些著名的冷战斗士公开质疑美国核态势，要求全面废除核武器，引起美国、甚至其他国家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讨论，并最终影响到一些国家的政府。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于1995年11月成立了“消除核武器堪培拉委员会”，该委员会于次年8月向澳政府提交“堪培拉报告(the Canberra Report)”，并于同年9月向联合国散发了这一报告。报告认为冷战后核武器的用途已经丧失，如果不启动全面废核进程，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的出现将不可避免。⑦1998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提议资助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东京论坛”。该论坛于1999年7月提交了题为《面对核危险：21世纪的行动计划》的最后报告，⑧但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其后美国内形势出现反转，1999年美国会未批准《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2001年九一一恐怖事件后美国先后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战争，2002年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一系列事件使核武器和核威慑的重要性再度上升，第三次无核运动也是无果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