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均势”有两种最为基本的含义：其一是指国际政治的状态和结果；其二是指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在理论研究中赋予一个重要概念过多含义显然不利于学术交流的正常进行，近年来有关均势理论的讨论在概念使用上大致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用“均势”(balance of power)来指代体系中的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实力对比大致相当的一种状态，而用“制衡”(balancing)来表示国家采取的平衡其他国家实力的一种策略。①即使作这样的区分，均势与制衡的关系仍然是有待解决的理论议题。这是因为，在均势如何生成的问题上存在“人为生成论”和“自动生成论”两种不同观点，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均势是否需要依赖国家采取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使体系中的实力分布保持平衡。②然而，无论是均势自动生成论还是人为生成论，都没有清楚地说明和解释均势状态产生、维持和变化的机制。正因为此，针对冷战结束后的制衡缺位现象，许多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对均势理论提出了质疑。如果要恢复均势理论的解释力，那么完整地说明均势状态与制衡行为之间的关系，阐释均势形成的途径、条件和因果机制，就成为完善这一理论、应对其他理论挑战的必然要求。 一 均势生成机制及其变化 尽管均势是一种周而复始的规律性现象，但这种状态的生成绝非自然而然，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通过一定的途径。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均势生成的条件和途径，对于澄清理论上的误解和争议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均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关于体系如何达到均势状态的系统论述并不多见。在提出均势的一般生成机制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考察既有研究中关于均势生成途径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提炼。 传统均势学说主要是对欧洲国家间外交活动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以增加或减轻天平一侧的分量来维持平衡作比喻，列举了达到均势的具体外交手段，包括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③相比而言，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分类更为精炼，他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内部制衡(增强经济和军事力量、实行明智的战略)和外部制衡(加强和扩大联盟，或者削弱和缩小敌对同盟的力量)两种手段来实现均势。④ 近来，其他一些学者对均势生成路径作了更细致的讨论。埃尔曼(Colin Elman)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把均势的形成界定为体系内权力变化的负反馈机制，即均势是体系中权力分散化而非集中化的过程，这些负反馈机制包括：人为制衡、双边制衡、相互扩张、作茧自缚和同伙相争。⑤利维(Jack Levy)则指出了均势生成的三种途径：霸权的自我克制；霸权遭遇制衡联盟而收缩；霸权在战争中被打败。⑥不过，霸权自我克制是一种可能却又不可靠的机制，而且单极体系下很难期望霸权国能够保持有节制的行为。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论述来看，国家采取内部或外部制衡成为均势生成的两种主要机制。那么，是否还存在制衡行为以外的机制呢？从另一些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肯定的答案。莱恩(Christopher Layne)考察了过去几个世纪里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从失衡到均势的历史过程，表明权力中心的崛起是一种经常性的现象。⑦亚当斯(Karen Adams)则认为，单极世界的衰落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霸权国可能走向衰落，而其他大国可能赶超。⑧面对当前美国的巨大优势，沃尔兹也指出，“新的均势的形成依赖于一个或者多个主要大国增强自身的实力而进入强国行列”。⑨以上论述可以认为，潜在或实际霸权国的衰落和其他大国的崛起使得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会自然发生变化，使体系向均势回归。本文将这一过程归纳为均势生成的第三种机制，即权力中心的自然成长(natural rise)。与内部或外部制衡不同，自然成长是体系中权力分布自动向平衡演变的一种机制，它既不需要国家具有恢复均势的意图，也不依赖国家的制衡行为。只要国际体系中新兴大国的崛起是一种固有的现象，失衡的实力分布就会向均势的方向发展，这也符合系统论的负反馈机制。 国家的自然成长和内部制衡都涉及经济基础的发展，那么自然成长是否也可以看做一种内部制衡呢？虽然内部制衡也需要经济发展作支撑，但这一机制要求国家将经济能力大规模转移到军事领域，以形成与霸权国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一个现实的例子也可以说明经济发展与内部制衡之间的差异。在冷战期间，美苏两极均势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苏联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德国取代，而这一时期正是冷战中均势的黄金时期。同样，日本是当今第二经济大国，其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迅速崛起之后并没有改变追随美国的基本行为模式。因此，经济发展并不等同于内部制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也不会完全阻碍国家采取内部制衡的方式。当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或发达与否，会显著制约内部制衡施展的程度和力度。 综上所述，本文归纳了均势的三种主要生成机制，分别是：(1)内部制衡：国家调动内部资源投入到军备上，以制衡潜在或实际霸权国的实力，从而使得体系中的实力分布向着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考察内部制衡的主要指标是国家的军事投入；(2)外部制衡：国家通过结盟的方式，共同制衡潜在或实际霸权国的实力。衡量外部制衡的标准是主要大国结盟的频度及其变化的程度；(3)自然成长：主要大国既不显著地扩张军备，也不进行外部结盟，新兴大国的崛起和霸权国的相对衰落使得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向着平衡的方向发展。自然成长的表现是主要国家在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并且有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明显超过霸权国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