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有特殊标示意义的年份。七个月来，至少有五大事件值得关注。 其一，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他不仅在国内开始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全面改革，而且放下身段，活跃于国际关系舞台，表达了美国愿意与各国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伙伴关系，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去塑造一个发展、繁荣的世界的理念。同小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外交战略相比，奥巴马的对外战略表现出明显的合作、理性、务实、尊重多边主义的特征，甚至对于朝鲜接二连三的核试验和伊朗选举风波，都表现出罕见的冷静。 其二，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并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据统计，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长率为-6.1％，欧元16国平均为-10％，而日本更是创下战后最大降幅-15.2％。与此同时，失业率剧增，美国、欧盟都已经接近两位数，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正是在这一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背景下，20国集团首脑会议在伦敦召开，并在短短一天的会议中形成了共度时艰的共识，达成了应对危机的实质性举措，从而开辟了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实体对话、合作的新纪元。20国集团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中的显赫地位，以及对该机制在未来国际关系中作用的预期，标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如英国首相布朗所说：“古老的华盛顿共识的世界结束了”，“一个新世界正在逐渐浮现”。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指出：“战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这一页已经翻过去。”甚至连奥巴马也不得不承认，4月2日的伦敦金融峰会是一个转折点。 其三，“金砖四国”峰会的召开。中、俄、印、巴是新兴经济体中的佼佼者，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层级。这四个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的42％，占全球GDP的14.6％，过去五年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金砖四国”峰会的召开，意味着这一特殊群体在国际关系中特殊身份与作用的机制化趋向，其影响虽尚待观察与评估，但意义不可替代与忽视。 其四，今年的G8+5峰会决定将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大国的对话进程延续两年，并更名为“海利根达姆—拉奎拉进程”。这一对话进程始于2003年，在2007年德国海利根达姆峰会被确定下来，现在被进一步延续，能否最终被机制化，或被G20所取代，都尚难预料。但作为一个对话平台，它的确越来越多地发挥着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作用，已经修正了最初G7集团以老大自居、试图领导世界事务的定位。 其五，中美互动更为频繁、全面、深入。尽管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依旧，但金融危机把双方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奥巴马外交哲学与外交战略的转变，更是为中美客观存在的相互依存注入了新的活力。于是，在一种新的理念指导下，中美关系正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发展、深化。胡锦涛与奥巴马在伦敦会议上的历史性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国务卿、财长、能源部长和商务部长相继访华，中美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等等都是例证。这种互动如此引人注目，以至出现了G2集团、“中美国”等更为大胆的设想与建议，以突出中美两国联手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这种建议的可行性另当别论，但毋庸置疑，它显示了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协调与合作的理念与决心。 上述眼花缭乱的事件无疑反映出国际秩序的转型。这种转型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权力与地位的消长及其由此导致的权力与利益重新分配的要求。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今天，新兴经济体正在以一个“群体”“板块”的形式崛起。“金砖四国”也好，五个发展中大国也罢，总之，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在明显提升。它们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39.7％上升到接近50％，而外汇储备已占世界外汇储备的75％。英国一家研究机构2009年6月发表的一项报告进一步指出，今年，美国、加拿大、欧洲这三大传统的西方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将降至50％以下，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第一次。伴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自然就出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决定权以及相关利益要求等问题，这是实力政治、权力政治的基本逻辑，想躲也躲不开。像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新兴经济群体自身明确提出了改变国际金融领域的不合理状况、重塑国际金融秩序的要求，就是发达国家也认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尽合理，必须进行改革与完善，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与决定权，进而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 其次是关涉国际事务主导权的相应规则、制度、机制的调整与重塑。实力是国际秩序的基础，有了实力的消长，就会有调整权力与利益的要求或反应，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无奈。比如为了应对大萧条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真正提上日程，虽然美元的地位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撼动，但适度限制与平衡美元在当前国际金融机制中的独霸地位已成共识，并开始有实质性举措。再比如，G8+5的机制化倾向，表明当前的国际事务已不可能甩开发展中大国而由发达国家独自掌控，必须在制度安排上体现这种变化，创造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大国共谋人类大局、大业、大事的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