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地区主义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该研究范式逐渐摒弃旧地区主义研究中的某些理论缺陷，不再过分强调“一体化(integration)”概念，而是借助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新概念，即“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又译“国际体制”、“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等）来描述当今地区化潮流的性质、程度和意义。借助“国际规制”概念来定义地区主义，虽然可以避免围绕“地区主义是过程还是状态”问题而产生的分歧，但因其带有静态分析和“国家中心主义”的褊狭，不能很好地解释地区主义内在的动态本质。 要理解新地区主义的实质，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今地区一体化的实际进展和特殊性赋予传统的“地区主义”以新的生命力，促使人们在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争论中又发现一条新的思路，它来源于历史，却有新的价值和内涵，这就是所谓的“新地区主义”。从理论上讲，新地区主义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思潮和意识形态，它既不是全球主义的派生物，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替代品，三者齐头并进，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推动。 新世纪以来，东盟从一个冷战时期的联盟，发展成为一个强调地区国家整合的统一组织，迅猛发展的经济以及在东盟国家间日益增加的政治自信是该地区的主要特征。20世纪70年代东盟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使东南亚地区主义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特征，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亚太经济和政治系统的重构促使学界重新审视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进程。本文拟结合东南亚新地区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梳理新地区主义研究范式的内在逻辑，以便更清晰地描述与记录该范式作用下的地区制度变迁。 一、东南亚新地区主义的研究范式 根据托马斯·库恩的经典定义，范式(paradigm)应包括：“一组思想，确定研究的范畴；一种定义或假说，提出合乎逻辑的问题，一种普通接受的惯例或观点，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一套筛选需要解决问题的标准；一套科学实证的规则和标准。包括在范式之内的问题，是某个学科成员认为有意义、有分析价值的课题”①。 （一）东南亚地区主义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框架 许多研究者在分析地区主义时主要采取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成果，其中主要是功能主义者和新功能主义者的研究视角，这两种视角不仅有助于解释欧盟一体化进程，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也有较强的解释力。由于地区主义无论在过去还是如今都是融合政治与经济研究于一体的议程，所以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对地区主义加以解释，也是早期地区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功能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他也是最早从政治学的角度系统演绎地区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哈斯的成果为我们搭建起一个地区主义研究的坚实逻辑框架②，其特点是：否定了功能主义者们提出的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处理的观点；认为“超国家性”(supernationality)乃是国家确保福利最大化的唯一可行方法，但它又明确强调，一体化的过程中不仅有超国家的地区机构，也有次国家的行为体即利益集团和政党在起作用。而除此之外，国家则扮演“创造性反应”的角色；地区一体化的动力是利益而不是任何善良愿望；强调“溢出”的重要性，但是认为“溢出”并不是自动的，而是受到制度的约束；成功的一体化倾向于发生在非政治领域即经济、社会和技术的领域中，但却始终离不开对政治的要求③。功能主义者和新功能主义者假设国际合作可以跨越边界（尤其在经济领域）扩展至其他领域和部门，这种外溢(spill over)理论将最终导致超国家制度的构建以及民族—国家职能的减弱。当功能主义者将地区主义看成是经济整合的自然产物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其它分支理论，则将地区主义看成是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应对全球化的派生物。可以说，新旧地区主义的概念都摆脱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窠臼。鉴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议程的多样性，该方法可以为不同政治经济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理论框架。 与欧盟研究议程相对照，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提出了研究东南亚地区主义的两种框架：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现实主义对应着上面谈到的国家和地区概念的解释，而阿米塔·阿查亚所理解的制度主义在某些特定方面是采用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尽管相对于联邦主义而言，该方法更接近于政府间主义；但是其研究的理论背景是建构主义的，而非以功能主义方法为特征。对他来讲，制度主义在谈到社会化、规则和认同的重要性时，有强烈的建构主义倾向。即使“联邦主义”这一术语与东南亚形势没有很大关系，而且“功能主义”也未在东南亚研究中大量涌现，但功能主义的思想已经推动了东南亚地区主义研究的理论建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合作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地区主义带有较强国家主导性这一事实也说明了新现实主义的研究思路缘何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二）区别于欧盟进程的东南亚地区主义路径思考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联邦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赖于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的研究成果。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在特定领域的合作和一体化如何扩展至其它部门。其研究起点是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这需要参与国家的合法授权与和谐。而以民族—国家为特征的东南亚的发展并未从这些理论中获取大的灵感，地区主义依然是在国家主导下的政治进程，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基本未能得以体现。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第一部关于东南亚地区主义研究的最大成果是艾斯特拉·苏里杜姆(Estrella Solidum)的《朝着东南亚共同体迈进》（1974年），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以功能主义作为研究起点和理论基础。苏里杜姆的研究表明，在东南亚国家政治合作的背后有3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即外部威胁、内部稳定和经济发展。第一个要素涉及冷战的政治背景，后两个要素提供了从“亚洲”政治经济模式出发进行研究的思路，这一思路以东盟组织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发展期间的认同建构为核心内容。 苏里杜姆对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的研究有许多重要的成果。东盟一致决定的决策模式为东南亚地区主义研究中的建构主义思考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在这一模式中，东盟国家试图通过协商一致的理念处理问题，这种决策模式尽管是不完善的，但长时期以来加强了该组织的凝聚力。根据苏里杜姆的研究，东盟组织的目标不是制度性的发展，而是带有功能主义色彩的合作④。然而，后冷战时期的研究成果或许忽略了苏里杜姆所提及的第三个特征，即东南亚国家建立的情势以及殖民地时期的遗产。事实上，正如苏里杜姆所指出的，前两个特征事实上是第三个特征的后果⑤。从一体化的角度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历史以及处于国家建立过程的特定情势对地区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