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拓展，学者日益感到原先那些宏大的一体化理论，如新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等已经难以解释一体化发展的新现实。特别是由于欧洲一体化逐渐深入国内政治的层面，一直以来主要由精英驱动的一体化模式变得障碍重重。而冷战后的数次欧洲全民公决使得长期受到忽视的国内政党政治、成员国大众意见等开始占据欧洲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这些新现象的产生促使欧洲研究的学者考虑为欧洲一体化研究设定新的理论议程，以解释和引导欧洲一体化实践及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009年初，莉丝柏特·霍克(Liesbet Hooghe)和加里·马科斯(Gary Marks)①两位学者在他们多年研究欧盟政党政治、大众意见和多层治理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功能主义等理论的修正提出了欧洲一体化的“后功能主义理论”(postfunctionalist theory)。②该理论为未来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议程和方向，其学术意义非常重要。③ 一 后功能主义对新功能主义理论的继承与修正 任何新理论无不建立在对原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基础之上。后功能主义也不例外。正如新功能主义是对功能主义理论的改造一样，后功能主义的问世也经历了一个对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作为早期一体化的经典理论，新功能主义是对战后欧洲统一先驱们的奠基战略——即我们常说的一体化的“莫内方法”——最好的诠释和总结，所以一度“对很多人来说，一体化理论和新功能主义似乎是同义词”。④虽然它的主要理论家厄内斯特·哈斯早已宣布新功能主义已经过时，但它依然是一体化理论不容忽视的重要基础。本·罗莎蒙德(Ben Rosamond)指出，“无论喜欢与否，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比照新功能主义的欧洲一体化研究。”⑤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纯粹的新功能主义者，可是仍然有很多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吸收和使用新功能主义的核心要素和理论词汇。因为除了对其他区域一体化初期发展的启示作用之外，新功能主义的理论体系、逻辑结构与主要概念都是任何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无法越过的重要存在。进入21世纪，新功能主义理论还在不断被欧洲研究的学者提起和重新审视。例如建构主义学者在他们为宣告进军欧洲一体化而出版的《欧洲的社会建构》（2001年）一书中，特别邀请了哈斯撰文比较建构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的异同；⑥2002年，一个主要的新功能主义学者菲利普·施米特(Philippe C.Schmitter)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像新功能主义那样时常被误解、夸张性的被模仿、受嘲笑、被证明是错误的以及被拒绝”，⑦他提出了新—新功能主义理论(Neo-Neofunctionalism)作为新时期新功能主义者对欧洲一体化的解释和回应；2003年哈斯去世之后，《欧洲公共政策杂志》于2005年发表了以“厄内斯特·哈斯和新功能主义的遗产”为名的特刊，该特刊汇集了一些重量级欧洲研究学者撰文来纪念和重新阐述哈斯这位大师的新功能主义理论。⑧ 尽管霍克和马科斯认为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等一体化理论更适合分析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欧洲一体化。不过他们也曾指出，“新功能主义者几乎是正确的”。⑨两位学者从多层治理的角度把新功能主义看作是一种“管辖权构造”(jurisdictional architecture)的理论。这是因为区域一体化实际上源于现存权威结构和绩效之间的不相匹配，即人类所面临问题（如世界和平、国际贸易等）的地区范围和政治权威的地域管辖（各自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的张力。当民族国家无力独自解决跨国性的问题时，按照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大卫·米特兰尼的观点，一种管辖权上的改革则势在必行。他相信超国家主义的福利性收益会推动这种改革的进行。⑩20世纪50、60年代，新功能主义学者注意到欧洲一体化的开展标志着一场超国家层面的管辖权改革正在西欧进行。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理，西欧的民族国家把原先属于它们的职能和权限移交给一个欧洲层面的超国家机构。由此哈斯把政治一体化定义为“政治一体化是这样一种进程，（其中）多个国家背景下的各种政治行为体被说服将其效忠、期望和政治活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该中心的机构拥有或要求对先前存在的这些民族国家的管辖权”。(11)新功能主义者需要解答的问题是：这种管辖权改革是如何在西欧民族国家之间发生和发展的？众所周知，跨国利益集团推动（在国内和跨国层面的活动）下的功能性外溢是哈斯等学者给出的主要答案。 除了功能性压力带来的管辖权改革之外，霍克与马科斯两位学者所认为的新功能主义者“几乎正确”的观点并不是他们的外溢假定，而是新功能主义相对于功能主义的核心差异——“政治化”(politicization)。(12)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企图避开权力政治的束缚，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类需要的非政治层面，即所谓的“技术性”和“福利导向”的领域。对于新功能主义者来说，政治不是区域一体化的障碍，而是一个根本性的组成部分。霍克和马科斯指出，“即使功能性——一体化获得的最优化收益——是引擎，但是政治化却是驱动轴——一个决定性的干涉变量——决定功能性的压力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导向区域一体化”。(13)新功能主义学者认为政治化的核心在于不断增长的决策争论。(14)根据菲利普·施米特的分析，政治化进程“起初指对联合决策的争论上升。这导致大众或委托人对一体化的兴趣和积极性不断增大。由此人们对共同目标明确的再定义可能会发生，它包括对已经实现的最初目标以及正在运作中的新目标的集体承认。最后，行为体可能把期望和效忠转向新的区域中心”。(15)而霍克和马科斯所强调的政治化主要指的是关于欧盟政策和机构的大众意见动员。(16)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欧洲一体化的发展逐渐成为成员国国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争论性议题，它开始对国内大众动员和政党竞争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欧洲一体化在国内政治中被“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进程是后功能主义关注的主要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