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09)04-0020-05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加深，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场被人们称为“金融9·11”的危机不但使得全球面临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范围的经济震荡局面，而且也开始重新调整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国际关系的主要议题。①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又适逢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进入深刻的历史性演变时刻，金融危机与当前世界政治和安全局势密切互动，对后者产生重大的深层次影响。 一、危机成因的多元性和危机本质的系统性 现在，国际社会对于这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和性质有了更加清晰和一致的看法，普遍认为它不是一次由单一因素造成的危机，而是经济性根源和政治性根源合成、并发的结果，其影响将更为持久、广泛而且深远。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②其中，美国金融市场衍生品泛滥、美国金融领域严重缺乏监管是其直接诱因，进而使人们对整个金融信用体系丧失信心，信用和市场需求急剧萎缩，总供给和总需求严重失衡，导致全球经济出现收缩和衰退。[1] 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自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推进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化生产链条，导致全球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张，形成了庞大的潜在性全球产能过剩。新世纪以来全球产能过剩虽然暂时借助欧美（主要是美国）虚拟经济的快速膨胀而被消化吸收，形成脆弱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恐怖平衡”，然而一旦美国虚拟经济发展中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平衡就被打破，全球生产过剩的矛盾就凸现。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消费、高赤字、高借贷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高储蓄、高顺差、高投资之间的循环平衡发生了障碍，结果虚拟经济远远超出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2] 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曾经流行的所谓“市场自动修复”以及“无须外部合作应对干预”的主张已被证明完全忽视了全球化大背景下经济危机的传导速度和破坏力；同时，各国在采取经济刺激计划时都以各自国家经济预算和收益平衡为政策出发点，难以形成全球协调的刺激方案，也再次凸现了经济全球化（包括经济危机全球化）背景下国别化决策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巨大鸿沟。[3] 当前金融危机尚未见底，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政治、安全格局的影响仍然处于逐步展开过程之中。一般估计此轮金融危机会持续2-3年，其主要影响首先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鉴于此轮危机是经济性根源和政治性根源的合成并发结果，消除这些结构性矛盾更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观察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层次影响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它对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及格局的短中期冲击，二是它对世界经济体系改革进程的中长期影响。 由于全球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和密切互动，金融危机已迅速向全球实体经济蔓延，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减速、失业率提高、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改变，短期经济增长前景黯淡，中期内整体经济处于“宽U型”收缩期和衰退期，并呈现相互影响的态势。这意味着，尽管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已经采取一系列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和前所未有的救市政策，暂时缓解了市场流动性，并暂时稳定了金融市场的信心，但这些措施尚未解决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本问题，房价持续下跌、金融机构不断“去杠杆化”活动和大规模救市资金的来源等不确定性预示金融危机远未结束，金融市场还会大幅波动。据估计，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至少要维持3-4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以及随后4-8个季度的低速经济增长。③其中，美国的高赤字、高消费、高借贷模式将进入一个相对较长的调整时期，加上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实体经济（如汽车制造业等）受金融危机重创以及尚缺乏明显的新一轮创新产业的推动等因素，美国经济将会有一个较长时段的低迷期。④欧洲的“消费疲软+高端产品出口+过渡银行膨胀”经济模式由于受金融危机和美国衰退的双重拖累，面临较长时期的衰退风险。日本尽管受到次贷等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程度不大，但是大规模的日元套利导致日元汇率升高，加上美欧经济衰退，使日本依赖高端制造业出口的经济格局再次受到重创，最终导致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严重衰退。[4]此外，欧、日内部人口老龄化和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因素将长期制约其经济的发展。 新兴大国（主要指金砖四国）由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已经显著提升了抗危机能力，获得较多的回旋余地，但仍不同程度受到危机冲击，其危机后发展的差异性也会扩大。中国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对短中期内整体经济而言，鉴于外部市场（特别是欧美）急剧恶化，中国外向型经济难以在短期内由内需弥补，中国实体经济增长会陷入较大幅度的下滑，但中国及时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使得中国有望在2009年后走出一条有别于美欧的“V”型调整轨迹，⑤未来中国整体经济在新型大国中的领头羊地位仍将取决于能否较快速度地完成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的转型和优化。俄罗斯受到金融危机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暴跌的双重打击，经济崛起势头明显趋缓。印度受全球经济衰退的拖累，存在投资不足和外部市场恶化的压力，其信息科技和金融服务业受损严重，印度推崇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也遭遇瓶颈。巴西虽然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将面临大宗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下行的压力。和中国一样，巴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如何扩大内需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目前，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少数外汇储备充足的国家在2009年保持稳健正增长势头将是减缓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