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问题是冷战后持续性的重大国际热点与难点问题，长期困扰国际社会，困扰中国外交。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结束后，朝宁边核设施实现部分去功能化，美将朝从支恐名单中删除，朝核问题和平解决一度显露某种曙光，中国也因成功主持六方会谈备受国际社会赞誉。然而，进入2009年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4日朝称“绝不再参加六方会谈，也将不再受制于任何六方会谈达成的协议”；① 5月25日朝再次进行核试验；6月13日（北京时间），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制裁朝鲜的第1874号决议。至此，朝核问题引起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到接近失控的边缘。眼下，有关各方朝野都在冥思苦想：如何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乃至完全失控？真正实现朝核问题和平解决的路在何方？ 回顾朝核问题在跌宕起伏中愈演愈烈、愈来愈复杂的历史进程，审视眼下困境，不能不令人怀疑，围绕朝核问题和平解决的国际努力是否“药不对症”。如果答案证实这一疑问属实，那么，必须反思和调整相关政策和策略，毕竟“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如果各方继续在传统思维框架中徘徊打转，仍坚持既有政策方针，病急乱投医，势必南辕北辙，延误时机，最终集体吞下不自觉酿造的苦酒。 一 最近，围绕朝鲜执意进行第二次核试的原因，国际社会有“朝决心拥核”、“促美对话”和“为确立接班体制造声势”等说法。实际上，如果把朝此次核试放到更大背景下分析，不难发现它是朝核问题在第六轮六方会谈后合乎逻辑的继续。朝第二次核试导致危机解决出现反复与以往几次情况颇为相似，大致遵循着相同的逻辑，是整个朝核问题的缩影。要准确诊断朝本次核试的症结，需要由远及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冷静加以分析。 从宏观层面看，冷战后东北亚战略格局失衡，引发朝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促使其强化拥核决心和努力，这一点国际社会特别是中、韩等国政界和学术界多有共识。冷战期间，朝与中、苏保持程度不同的同盟友好关系，朝中苏三方与韩日美三方形成大致平衡的两极格局。其间，朝有拥核考虑，但意志和决心有限。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及俄罗斯在半岛实施战略收缩，朝“丧失”重要战略盟友，战略依托塌陷，战略后方陷入空虚；俄（苏）、中相继与韩国建交后，美、日两国拒绝在交叉承认问题上兑现承诺，导致朝在外交与战略两方面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本来，朝韩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很大，苏联东欧剧变特别是东西德统一后，韩国踌躇满志地要步西德后尘，谋求凭借美韩同盟和自身实力，实现吞并式统一。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等西方国家“中国崩溃论”又甚嚣尘上，中国多少有些自顾不暇；同时，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急欲凭借自身实力和同盟体系，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大幅度提高防扩散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如此多因素叠加，导致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国家安全困境与挑战，危机感空前强烈。朝“谋生存、求发展”，只能更多地依靠自身力量，依据“先军政治”路线，因而走上了开发核武之路，力图“以核自保”。其直接后果是第一次朝核危机。一句话，朝核问题的根源是冷战后东北亚战略失衡导致朝鲜的空前不安全感。如果理性地观察与思考问题，任何置身朝安全处境的国家恐怕都难以抵御核选择的诱惑。 进入21世纪，朝鲜安全处境恶化，引发第二次朝核危机。美朝核框架协议落实半途而废曾使朝核问题解决陷入僵局，但并未直接导致危机升级。2002年10月3－5日，美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访朝，双方发生争执，朝方官员承认正在进行浓缩铀核武开发，引起美方态度强势反弹，称美在朝放弃其核计划前，绝不考虑与朝对话，更不会签署美朝互不侵犯条约，并随即停止了对朝的重油供应，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当时，美小布什政府受新保守派影响，正大力推行单边黩武主义，奉行先发制人打击政策，发动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对伊拉克的战争也箭在弦上，明确将朝鲜视为邪恶轴心国和“政权改造”的对象。正是这种特定背景促使朝鲜在冷战后萌生的不安全感明显加剧。2002年10月25日朝外务省发言人指出，半岛核问题的出现是美推行对朝敌视政策的结果。这并非全无道理。所以，朝鲜才强硬表示，为应对美国核威胁，朝不但要拥有核武，而且还要拥有比之更厉害的武器。即使这样，朝鲜为免于美国威胁，仍明确表示美若与朝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朝愿消除美方安全关切。但美充耳不闻，迫使朝先后宣布拆除核设施封条和监视器、驱赶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人员并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美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萨达姆政权，不能不使朝鲜得出结论，抵制美国战争威胁的最有效手段是拥有核武器。 第二次朝核危机与美对伊拉克战争在时间上重合，使朝鲜半岛战争风险陡然升高，遂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相关国家高度关切，促使中国加紧外交斡旋并成功发起六方会谈。经过各方努力，第四轮六方会谈于2005年9月通过《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又称“9·19共同声明”），朝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和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NPT，接受IAEA核查；美确认不在朝鲜半岛部署核武器，无意以常规武器或核武器入侵朝鲜；各方对朝提供能源援助，承认朝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并在适当时候讨论向朝提供轻水反应堆，以及通过谈判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等等。然而时隔不久，朝鲜因不满美国的金融制裁，毅然决然进行核试验。对这个过程略加回顾，不难发现，当朝鲜以谋求拥核作为对美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能奏效后，伊拉克战争已使朝鲜铁心通过实际拥核促成对美交易。 从微观层面上看，朝鲜罔顾国际社会规劝，毅然进行第二次核试，也是多种因素复杂叠加促成的。 一是朝方对新一轮六方会谈可能面临的挑战缺乏准备，急欲制造新议题。六方会谈于2007年2月和10月举行第五、第六轮会谈，先后通过《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共同文件（又称“2·13共同文件”）和《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又称“10·3共同文件”），确定朝在起步阶段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最终实现去功能化及全面申报核计划，美与朝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并启动将朝从“支恐国家”名单中除名的程序，成立朝鲜半岛无核化、朝美关系正常化、日朝关系正常化、经济与能源合作以及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五个工作组、择机召开外长会议以及其他五国对朝提供相当于100万吨重油的经济、能源和人道援助等。然而，随着2008年6月26－27日朝正式提交核计划申报清单、炸毁宁边核设施中的冷却塔、美终止对朝适用《敌国贸易法》并于10月11日将朝从支恐名单中除名，朝鲜便面临下一步如何走的严峻课题。显而易见，在新一轮六方会谈当中，恐难回避朝美、朝日关系正常化议题，美、日则势必要求朝放弃已拥有的核装置以及接受全面彻底核查等作为交换。朝方将不得不过早地面临全面弃核压力，例如实施验证将使朝核项目完全漏底。因此，如果六方会谈注定要延续下去，朝须以二次核试制造新议题，避免在新一轮六方会谈直面完全弃核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