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谈判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9）07－0061－06

      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不仅关乎未来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安全，也已成为影响未来国际体系、重塑全球政治和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气候变化将会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和整个地球，是国际社会的迫切任务，他把2009年定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年。① 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决定了生态环境脆弱，能效不合理，易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因此面临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挑战。

      气候变化立场和政策首先来自对自身实际情况的全面把握，经济发展阶段和受气候灾害影响程度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的立场。由于气候的全球公共物品属性。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才能真正遏制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危机。鉴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特殊性，世界各国以此为契机竞争发展权利和低碳发展机遇。巴厘岛路线图以来，发达国家除了在减排指标上存在分歧外，力压发展中国家参与实质性减排的声音却是一致的，奥巴马政府将会和欧盟联合向新兴发展中大国施压减排。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发展中国家应在积极推动后京都双轨谈判机制的同时，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进行全面谋划。

      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特殊性

      气候变化的地球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全球变暖已成为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最为严重、规模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问题之一，气候变化日益引发种种直接威胁（如极端自然灾害、极地融化、粮食危机、疾病蔓延等）及催生了一系列间接安全问题（如资源匮乏和竞争、社会族群矛盾和移民冲突、恐怖主义、国内和国际冲突等）。全球化就是不断整合的过程，如果人类要解决气候变化，那必须在整合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和全球资金技术等问题上取得突破。[1](pp.13-19)如何能够全面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共同抵御危机，如何将经济发展和保护地球共同家园相协调，如何协调错综复杂的大国利益关系等问题都已成为未来气候谈判不容忽视的领域。

      然而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国家并非完全平等地从应对气候变化中受害或者受益，气候变暖不可能完全公平地发生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地区所遭受的气候变暖影响可能很大，另一些地区的影响却是正面的；一个国家既可以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污染源，也可能是受害者，而更多的则两者兼有。各国从全球气候变化中受益和受损差异，有的过度使用别国能源，有的过度使用本国能源；有的基线过低，有的使用效率甚高，因此制度议价非常复杂。海平面上升会导致小岛屿国家生存出现危机，所以参与行动意愿最高；全球变暖危及欧洲冬暖夏凉气候，欧洲国家对此非常敏感；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经济技术水平和管理相对薄弱，一方面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抵御能力比较脆弱，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需求快速增长；美国能源消费模式是奢侈和浪费型，接受强制性减排指标会伤及石油企业和中西部农业，这是美国共和党传统利益集团。因此，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点不在于谁是受害者，谁应该付出代价，而是如何建立共识，通过共同的规范和标准进行合作以减缓全球变暖的趋势。

      

      如表1所示，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方面，各国追求的却是一种彼此平等的制度安排，害怕本国的利益在国际制度议价过程中被牺牲掉。欧盟一方面继续积极主导后京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又和中国、印度及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建立了气候变化伙伴关系。而美国则希望抗衡欧盟主导的在公约和议定书下的谈判，更愿意在联合国框架之外通过大国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以保持美国在气候变化事务上的影响力。美国放弃了气候外交中的单边主义，开始促进主要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以便推动各国实现气候变化集体行动。

      

      从表2可以看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京都议定书》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履行情况很不相同，正是由于气候全球治理具有全球性、整体差异性和损益的非均衡性等三个方面特点，全球协同减排构成了对各国内政和外交的挑战，而各国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受益和受损差异是很大的，要达成共识难度非同一般，因此治理非常复杂。

      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成为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着力点

      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发展模式和可持续发展都构成严重挑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波兹南气候变化大会上向世界各国提出新的命题，即如何将经济发展和保护地球共同家园相协调。鉴于此，未来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仍然是经济结构和基础的变化，即出现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的主导国，未来国际体系的大国要取得争夺国际体系的优势就必须具有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创新优势。气候变化谈判的表面层次是如何实现对气候危机的全球治理；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进而影响长期的国际体系权势转移。欧美发达国家通过气候变化谈判来占有未来能源市场和环境容量划分，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气候变化议题逐渐实现对低碳经济的控制。[2]

      发达国家试图实现气候和经济危机的双赢，并且继续占据经济和技术优势力地位。发达国家如今面临最大挑战，就是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一场绿色革命势在必行，它或许能使西方经济获得新生。但这次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虽然会影响低碳经济的转型过程，但是会加速对经济领域带来洗牌效应，从而引领全球经济由高碳转向低碳。因此，金融危机的寒风吹遍了世界各个角落，西方大国陷入财政窘境，力不从心，但仍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试图实现的气候和危机的双赢，试图对绿色能源和新能源革命的控制。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