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平命题虽显陈旧，但其现实影响历久不衰。远的不论，近者如小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战略每况愈下之时，美国学界即又酝酿推出“普林斯顿计划”，试图以“民主国家同盟”为基础，铸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并以此作为下届政府的战略预案。毫无疑问，“民主国家同盟”的提法要得以成立，就得证明民主的实现有助于世界和平，就得证明这种国家同盟不是在党同伐异、加剧世界的紧张局势，这恐怕又得祭出“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有过几次起落，并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但其是非对错，到最后似乎也没有定论。①显然这一状况是难以令人满意的，这样既无法消除其理论影响力，也无法消解它为美国现实政策提供的某种话语支持，所谓“民主国家同盟”不过是这种话语的又一体现。我们要想把这种批判工作进行到底，就得深入清理现有的“民主和平论”及其相关争论，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分析。 一、基本研究状况简述 “民主和平论”的最初产生，据说是基于对一种多年事实的突然发现，即自18世纪民主国家产生以来，彼此间从不开战，或者说极少开战。最早的相关文献可以追溯到1964年。②这一“发现”是不是偶然事件，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但它当时并没有立即引起太大的注意，甚至可以说应者寥寥，③这种风平浪静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我们可以称之为“民主和平论”的第一期，算是草创时期。对“民主和平”论本身的再次发现则是在1980年代中期前后，也就是里根政府在全球大搞民主外交的时候，或者说是美国对非西方民主国家的苏联试图展开全面战略反攻的时候，显然这是美国学术与政治的一种暗合。④于是我们就看到围绕“民主和平论”争论的第一次小高潮，⑤它延续了差不多整整十年，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期，也是“民主和平论”崭露头角的时期。 但真正对我们今天具有重要意义的则是“民主和平论”争论的第三期，它几乎就集中在1990-1995年这短短几年，但它获得了全面展开，相关论著不胜枚举，⑥充分体现了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特别的政治意味。其学术意义在于，全面展现围绕“民主和平论”的争论，尤其突出它与现实主义的争论，这一点将是下文展开的基本线索。其特别的政治意味则更令人关注。时间上一方面与克林顿政府的人权外交相呼应，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刚好就在苏联解体之时。苏联的解体似乎“在事实上”证明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强大，因此激发此类论调纷纷出笼，如“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正是“民主革命来之不易的胜利”，但现在“必须重新描绘敌人与朋友的政治界线”；⑦苏联解体是在“有力提醒那些还深受独裁主义统治的人们，民主观念是多么的强大”；⑧“我还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⑨自然这里更多的是暗指中国，因为按一贯的意识形态说法，中国是苏联之后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也就是自由民主等待最后胜利并达到历史终结的地方。 以上就是国外“民主和平论”风行的大体脉络。国内开始评介“民主和平论”正当国外争论最热烈的时候，首先见于1995年李少军的论文《评“民主和平论”》与同期组织的专题讨论会，论文与讨论纪要一起刊发于当年《欧洲》第4期，之后相关讨论一直延续到2002年。⑩可以说，国内学者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场争论特有的政治意味，以及对中国的切身利害关系。但从学术上讲，已有的讨论与批判都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在介绍国外论说，除了结合中国立场与利害关系给出一些政治评断之外，确实不能说已经从理论层面真正驳倒了“民主和平论”，甚至还略显武断与空疏。个中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尚未比较全面地清理“民主和平论”及相关争论，其中一些说法延续了“民主和平论”的错误，另一些反驳没有击中要害，还有些反驳指出了问题，但“民主和平论”其实已经在争论中提出了新的论证。要想推进我们的批判工作，就要全面清理并总结已有的“民主和平论”相关争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批判思路。 本文将充分利用现实主义对“民主和平论”的既有批判成果，同时紧扣两条标准——“民主和平论”是否真正深刻批判了现实主义，是否严格遵循逻辑实证主义——来检验总结这场争论。按照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民主和平论”首先要在逻辑上严格证明自由民主与国家间的和平有直接因果关系；其次要举出准确的经验事例，证实这种直接因果关系；最后，因果关系的逻辑证明要优先于经验实证，否则即便有许多民主和平的经验事实，却还只是不完全证明。之所以要充分利用与现实主义的争论，首先基于一个现实的理由，即与“民主和平论”展开广泛争论的正是现实主义，在评论者看来，这不过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贯争论的又一回合”。(11)这一争论所留下的大量研究成果，正是我们的清理工作得以展开的最佳条件。其次，基于一个根本理论的理由，“民主和平论”一经提出，就天然否定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不给人以任何真正和平的希望，退而求其次也只有某种极端状态下的和平——或者是帝国与霸权之下的某种和平，或者是完全孤立于世的孤岛和平，再或就是实力均衡下的暂时和平。所以任何一种在此之外重提和平的理论构想，都是对现实主义的反驳，“民主和平论”的诸般论证，都强调只有民主国家才真正跳出了现实主义所设定的丛林状态与安全困境。那么它是否真正深刻批判了现实主义？作为方法论的要求，我们认为，只有紧紧抓住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与争论，看其是否真正解决了现实主义的问题，这样才能明确判断“民主和平论”是否达到了它想要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