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被欧洲“发现”以来，拉丁美洲地区在地理上被视为“西方的终端”，在经济上长期居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其政治与文明体系虽发轫于欧洲，却是在边缘和从属中发育成长。在这种结构下，拉美地区的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与拉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从属地位一样，具有鲜明的“边缘性”特征。“边缘地带的国际关系研究，被描述为沿用美国模式以及在边缘和中心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知识交流。”① 因而拉美地区深受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启蒙与影响，理想主义、摩根索现实主义和外交政策分析在拉美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最广，影响最深。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拉美学者在借鉴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努力减轻对欧美的“知识依附”（knowledge dependency），不懈地开展对外来理论的改造，使“舶来品”与拉美地区的客观条件和现实需要相结合，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拉美地域特色的原创性概念，形成了享誉世界的本土理论（依附论）和具有本土特色的合成理论。 一、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一般认为，古典国际关系的知识大多滥觞于欧洲，英国学者边沁在18世纪创造了“国际关系”这个术语。② 20世纪初，随着威尔逊理想主义和摩根索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崛起，美国在国际关系知识的生产体系中开始占据中心、正统和霸权的位置。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带着“美国中心主义”烙印的国际关系知识不断沿着强权政治的延伸方向对外输出和传播，直到涵盖和同化全球知识界。 拉美无疑是被美国政治经济权力长期渗透和严密控制的地区之一。战后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舶来品”——威尔逊理想主义、摩根索现实主义和相互依存论——轻而易举地在拉美地区占据了知识领域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领导作用使得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涌现的国际关系理论多是在美国写就的或者是以美国为主的”，③ 而且更由于拉美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在20世纪初欧洲列强相继衰落之后，拉美沦为美国经济的后院，在19世纪依附于欧洲列强的结构，在整个20世纪依附和屈服于美国。④ 可以说，边缘国家依附性发展的最高形态是知识依附，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这一点反映在美国学术思想对拉美知识界的长期渗透、灌输和学术殖民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由于威尔逊理想主义与玻利瓦尔“理想”相契合，导致国际关系理论从美国“中心”向拉美“边缘”渗透。 滥觞于1919—1939年战争间歇期的理想主义，与伍德罗·威尔逊倡导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相联系。该理论强调国际社会的合法权利与义务，追求和平条件下国家利益的自然和谐，反对均势政治、军备竞赛、秘密外交和武力政策，确信世界公众舆论在建立和维护和平中的作用。其核心假设是：以和平时期的个人利益为基础，可以实现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和谐。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方法强调国际关系规范、国际法和伦理道德价值观，认为基于道德一法律原则的外交政策比权力政治更有效，因为它们更持久，更能推动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通过调和冲突和促进合作，这种观念确保外交政策努力创建一种更好的世界秩序，它强调国际法、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对体系施加约束的机制。⑤ 拉丁美洲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可追溯到19世纪南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他首先提出拉美在政治上的团结联合，呼吁拉美各国“结成一个整体”，共同完成西属殖民地的“全面解放”，力促拉美国家“结成最强大的同盟”，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发展经济文化。虽然地区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拉美早期国际关系的思想根系似乎再次从威尔逊理想主义中得到了滋养。 在拉美，理想主义一直是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拉美的外交政策分析中，形成了理想主义一现实主义的两分法。原因在于战后美国加强了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和干涉，拉美各国政府及学者意识到，国际法在维护发展中国家主权和确保主权国家平等地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20年国际联盟的创立，以及战后联合国宪章确认禁止使用武力，国际社会概念的诞生，调节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条件不断取得进展，强权政治受到极大的约束和反抗，这些都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谋求平等地位的愿望有可能实现。同时，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主要依靠联合国、相关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这场斗争在70年代达到高潮，1974年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明确指出：这种秩序将建立在所有国家公正、主权平等、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之上。拉美各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目标是确保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霸权控制，这就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分析范式提供了土壤。 其次，从战后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摩根索现实主义在拉美国际关系领域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此后趋于式微，逐步被自治理论取而代之。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理论形态进一步异化，转向了所谓的“外围现实主义”。 根植于西方历史和政治传统的摩根索现实主义在拉美备受推崇。可以说，这一理论自始至终都是拉美地区居于核心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⑥ 在国际关系各学派中，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师级人物最多，但汉斯·摩根索开创的国家中心主义分析范式对拉美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影响是最强大最持久的，贯穿于战后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实际上，摩根索现实主义与依附论虽然各自关注的中心问题显著不同，但它们具有相似的假设，都关注国际体系内行为体之间权力关系的等级特征，国际关系中的主从关系与统治集权。现实主义的国家异化以及国家利益的概念，特别适合于本地区国家的主人翁角色。⑦ 同时，现实主义观点在拉美各国的外交政策分析中发挥了特长。美国作为区外霸权，视拉美为其经济后院和延伸的政治边疆，长期以来干涉拉美事务。美国的拉美政策贯彻了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学，可以说，在美国权力政治的统治下，拉美各国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现实主义的烙印，国际关系研究自然不可能超越强大的现实主义范式。在这期间，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就像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圣经”，被学者们不加批判地讲授和重述。 第三，尽管地区一体化浪潮使新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论越来越受重视，但未能挑战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