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西方国际关系主流元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在体系层次，从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1979）开始，相继出现了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1984）和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1999）。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某些现象，但是，它们又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性要素：社会互动过程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关系。结果是讨论国际关系的理论中却没有“关系”的地位，也鲜有“关系”理论，这是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重大缺失。实际上，过程和关系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过程包含关系，关系建构过程，过程的核心是运动中的关系，关系的运动形成了过程。如果说西方自启蒙以来三百余年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理性”（rationality），那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关系性”（relationality）。将这个中国元素概念化，以这个重要概念为核心，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论方式相结合，结果会呈现什么样的理论取向呢？本文试图设计一种国际关系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① 即采纳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构架，吸收社会学关于社会性关系的论述，但其内涵要素则是中国的核心理念——关系性，亦即过程中的关系和关系中的行为体。②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提出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及其核心假定，目的是在形而上层面勾勒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轮廓。 一、社会过程与社会性关系：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缺失的要素 为了清楚地发现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缺失，我们需要对现有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做一个简单的分析。过去30年里发展起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的元理论主要是三种体系理论，即：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③ 这些理论都试图在国际体系层面构建理论体系，讨论国际体系因素如何影响国家行为。 首先来看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注重的是物质实力的分布，将国际体系视为无政府体系，将体系中的行为体视为各自独立的单位（主权国家）。这样就预设了一种原子论假定，即单位是构成体系的最小成分，单位之间的互动依靠外来力量的推动。这也就是弹子球比喻：每一个国家都是球台上的一个球，当球杆打出之后，球与球之间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物理性互动，并因之产生某种结果。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国际体系又呈现单极、两极或多极格局，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行为。对于结构现实主义来说，物质力量分布的状态足以决定国际体系的整体稳定以及主要国家在体系中的行为模式。④ 新自由制度主义审视了国际体系与单位行为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基欧汉认为，如果依照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推理，国际体系的物质权力分布不变，国家的战争／和平、冲突／合作行为也不会变。但在实际的国际体系中，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冷战两极体系中的苏联和美国，即便在最敏感的核军备竞赛方面，也会出现合作的情况，在其他低政治、低敏感度领域的合作就更多了。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使得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被削弱，使得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可以进行合作？基欧汉发现，是国际制度在发生作用，由此提出新自由制度主义。⑤ 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制度选择”更替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认为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促成国际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是体系层次理论，因为它关注的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来说，这种互动就是过程。国家之间互动所产生的作用是不能还原到单位层次去寻找因果关系的，所以，最重要的因素是影响互动的有形的国际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他们是注重过程的。⑥ 结构建构主义也是体系层面的理论。在温特提出施动者—结构问题的时候，他试图强调行为体和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所以借鉴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双向互构也成为早期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基本标志。⑦ 但后来温特为了发展一种体系层次的元理论，借鉴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路，其理论体系的完善也标志着结构建构主义的形成，亦即体系层面的观念结构（文化）成为温特建构主义中的核心因素，观念结构影响了单位行为体的身份构建，并因之影响了它们的行为方式。温特建构主义的核心被称为“文化选择”，以有别于华尔兹的“结构选择”和基欧汉的“制度选择”。1999年《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成，也使温特的理论成为单向建构理论，重点在于讨论国际体系层次的观念结构是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体的，并且这种观念结构更多地用“规范”来表现。所以，在主流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中，多是国际规范是如何传播、如何建构行为体身份和影响行为体行为的。温特从双向建构转向单向建构说明西方体系理论学者很难摆脱线性思维的束缚，一旦开始考虑元理论，便开始了从一点到另外一点的因果推理。 应该说，这三种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都具有解释作用。但是，它们又都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国际体系中的社会要素：关系。可以说，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将学科称之为国际关系，但却没有形成真正的讨论“关系”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对关系性的重视程度最低，对过程基本不予讨论。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自己重视过程，实际上仅仅将过程视为一种背景，视为一种行为体活动的场所，它最终强调的是制度，是过程的一种物化形式。一旦国际制度形成，国际制度与行为体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成为核心研究议程，国际制度可以直接作用于国家，而过程则成为几乎完全不在研究范围之内的黑匣子。⑧ 结构建构主义也强调过程。尤其是在温特早期的论述中，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被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施动者和结构本应没有孰先孰后的问题，它们在互构中产生和互生。但是，到了温特全面构建结构建构主义理论的时候，结构被物化了，结构成为解释施动者身份和认同的原因，过程再次成为一种背景、一种场所或是一个舞台：虽然过程不可或缺，但不是分析的主要对象，而是不能脱离施动者和结构的依附性因素。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