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构建过程中，理论家们往往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某些关键性要素，建立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套符合逻辑的演绎和推理，创建理论体系。其中，最为基本的步骤是将复杂的问题（事实）简单化，这是理论构建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然而，“简化现实是要付出代价的”[1])(P11)。作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①，这种代价就是它们在研究国际合作问题时，由于在体系层次上探讨相对收益或绝对收益问题而导致其研究视角的局限和解释力的欠缺。 本文将通过梳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关于相对收益的基本观点，指出它们对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的局限性及其解释力的不足，进而引入国内政治的研究视角，提出相对收益问题研究的新框架，从而更深入地探讨国内政治对国际合作的作用和影响，弥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相对收益问题研究的不足。 一、西方主流学派相对收益的基本观点及其修正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派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都涉及相对收益问题。两派理论关于相对收益问题的不同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各自理论体系对国际合作问题的演绎和推理过程，进而影响它们对国际合作问题的结论。 结构现实主义虽然关注相对收益，但是认为，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对于对方相对收益可能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担心和恐惧，导致国家间不可能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实现国家间的合作是困难的；即使国家间进行合作，也是有限的。华尔兹认为：“当面对为共同获益而展开合作的机会时，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必须要询问将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它们必须要问的并非‘我们双方都能获益吗？’而是‘谁将获益更多？’”[2](P105)米尔斯海默更是将这一观点发挥到极致，“大国谋求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3](P29)。 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相对收益问题，强调国家因为关心绝对收益，所以可以进行国家间实质性的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世界政治中的个体是以绝对收益的提高为依归的，对绝对收益（我们都能获益吗？）而不是相对收益（我们能得到多少收益？）的关注”[4](P11)。因而，国家间可以开展有效的合作。 在两派理论的基础上，一些美国学者对该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试图弥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关于相对收益问题研究的不足。其中鲍威尔(Robert Powell)、施奈德(Duncan Snidal)、葛里格(Joseph M.Grieco)、格拉泽(Charles L.Glaser)和马修斯(John C.Matthews)等人的研究较为突出。他们对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相对收益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并建立了各种模型，试图解释相对收益在国际体系中对国际合作的影响。他们对相对收益的理论贡献如下： 1.鲍威尔的相对收益模型和体系约束力 鲍威尔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绝对和相对收益》一文中，建立了一个分析相对收益的模型。该模型包含了新自由制度主义注重绝对收益和结构现实主义注重相对收益两个方面的内容。鲍威尔多次强调这两个方面是这个模型的特殊形式，在不同的体系运转中，不同的方面会凸显出来。鲍威尔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变量：体系约束力。他认为，在体系中，影响国家合作的重要因素在于，国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越大，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而且，国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是与发动战争的代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鲍威尔的基本观点是，在不存在可能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国家更多关注绝对收益，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相符；但是在存在使用武力可能性的情况下，出于对合作方将来会将收益转化成对抗自己的力量的担心，国家将会更多关注相对收益，这一点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一致。进而，鲍威尔指出，该模型在分析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华尔兹的结构主义理论不能够解释合作中的变化因素；二是无政府状态与缺乏合作并不呈现必然联系，但是无政府状态与体系中的限制力会导致合作的困难。[5] 2.施奈德的相对收益与国际合作模型 施奈德在《相对收益与国际合作模型》一文中，认为在参与合作者的数量只有两个的时候，双方会特别关注相对收益，从而阻碍合作的进行。但是随着体系中合作成员的增加，相对收益问题对合作的阻碍就会相应减少。在《相对收益最大化中的国际合作》[6]一文中，他认为有两种情况阻碍了国家间合作：第一种情况是在两极结构体系中，联盟内单元间合作的增强，合作方的收益不会对自身产生威胁，相反可以增强联盟对抗另一极的实力。因此在联盟内单元不关注或者较少关注相对收益问题，因而促进了联盟内单元间的合作。但是，这样的结果将造成国际体系中独立单元的数量减少，从而导致行为体更多考虑相对收益问题，进而阻碍国家间的合作。第二种情况是在国际体系中，只是少数国家而不是所有国家是相对收益的寻求者。但是，因为少数国家寻求相对收益，导致其他所有即使原本没有这样考虑的国家也不得不考虑相对收益的问题。这样，便阻碍国家间的合作。施奈德的结论是：在达到合作均衡后，由于多数国家会继续彼此间合作并报复不合作者，相对收益最大化者一般都不能推翻合作。相反亦然，如果体系形成不合作均衡时，只要有足够多的合作型国家，也会促使相对收益最大化者加入合作的行列之中。[7](P701-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