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初，我们讨论危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多少会被认为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一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程度大大出乎人们当初的预料。次贷危机已逐步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经济组织和多国联手救市效果欠佳，许多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国家甚至挣扎在破产边缘，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正逐步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国际体系的权势结构，主要大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也在发生重大调整。总之，无论从波及的范围、影响的深度，还是从冲击的强度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已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能够解释的范畴。无论是爆发的深层原因，还是其深远影响，都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存在着密切关联。为了更好地呈现这种关系，本文拟就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第一，当前国际体系的巨大变化及其隐含的重大问题是什么？第二，这些变化和问题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何种冲击和影响？第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第四，当前金融危机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有何影响？ 一、当前国际体系的巨大变化及其隐含的重大问题 国际体系的主要变化及其隐含的重大问题，往往孕育着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巨大动能，并能够较为深刻地反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内在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根本来源。事实上，正是国际体系的某些深刻变化，累积了潜在的各种问题和风险，为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爆发的动因。 1.当前国际体系的巨大变化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整体面貌。通过对现有国际体系的界限、结构、规范以及体系组成单位的性质和相互作用方式等基本要素的相关变化的分析，①可以更直观地衡量这些变化，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 第一，国际体系的空前扩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当前的国际体系至少在覆盖范围、影响深度和扩展速度三个层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就覆盖范围来讲，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加入，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正在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潜在地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国际体系规模的扩展前所未有；其次，就深度而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高度发展的相互依赖，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性贸易、金融网络的形成。在这个网络之中，贸易、货物、资本、技术、人员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也急剧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范围、规模和速度。举例来讲，“近些年全球商品出口已经超过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在1913年这个数值是8%，1990年还不到15%”。②全球化的影响已无所不在，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非常弱小的组织、团体或个人也能够充分感到自己的利益与外界密切相关；再次，对扩展速度来讲，这种变化同样令人吃惊。如果说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最终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变化，但新旧世界充分实现这种一体化却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发展和演变。而今天国际体系吸纳“新成员”的速度却明显加快，比如中国从重新加入国际体系到愈益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进程还不足30年。总之，上述三方面的显著变化，使国际体系的扩展已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一大根本动能。 第二，国际体系结构的重大变动。“在国际体系的结构方面，一般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际权势的基本分布状况及其重大变化，它们在现代尤为突出地表现为强国的数目、规模及其事实上的等级排列，以及表现在强国的兴起、衰落及其力量对比更替两个方面。”③对前一方面来讲，当前国际权势结构变动的首要特点就是国际经济权势结构的多极化趋势。如果说二次大战结束时的美国在国际经济权势结构中处于绝对的霸主地位，那么随着欧洲、日本经济的复兴，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各种区域经济体的兴起，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掌控能力正在逐步减弱，今天的国际经济权势结构已更多地体现出多极化的色彩；对后一方面来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化时代也为一些具备潜在资源和优越条件的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必然机遇，于是在国际权势结构多极化的进程中又出现了显著的权势转移趋势。如果说多极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权势的衰弱，那么当前的权势转移趋势（世界权势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则明显地带有更为全局性的影响。原有成熟工业经济体（西方列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在下降，各种新兴力量的作用则不断显现和加强。这些新力量主要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是发展中大国，如人们常说的“金砖四国”④）、富含能源储备的石油出口国和各种各样的权力经纪人(Power Brokers)⑤。前两者凭借它们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或者资源供给能力，在全球经济供给链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者如同缝制全球贸易和金融关系网络的能工巧匠，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舞台上左右逢源，翻云覆雨。总之，这些推动多极化的力量正在重新塑造世界政治、经济的权势结构，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 第三，体系组成单位性质的复杂化。与过去的时代相比，现有国际体系的组成单位正愈发变得多样而复杂。“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即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急剧增生及其作用的显著增大。当前，主权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唯一重要角色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以政府间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为主要代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己经登上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舞台”。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国家主权，淡化了主权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这种影响和冲击在金融市场表现尤为明显，“如各种形式的跨国经济交流活动已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迅速发展的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已经把主权国家的监管与治理远远地抛在身后，现在全世界每天有将近2万亿美元跨越国际边界，而这些交易近90%是与货物和服务贸易无关的资金流动”。⑦此外，“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和所有国家各自在功能领域的存在和活动，连同它们互相间纵横交错、形式繁多的合作、抵触和冲突，已形成一个远比过去时代广泛和丰富的世界政治构造——当代全球‘复杂聚合体系’(the complex conglomerate system)”⑧这一由国际行为体急剧增多、国家权能相对消减以及国际问题大为膨胀而促成的态势，已使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与先前时代迥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