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拉克重建问题牵动地区神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巴以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阿以冲突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形势发展的主要因素，以至于“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以冲突问题”这个“定律”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中东研究界的口头禅。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定律”不断受到“挑战”，“挑战者”是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萨达姆先是挑起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继而在90年代初入侵科威特并引发海湾战争。只是在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关注点才重新回到阿以冲突上来，也才有了中东和平进程。但阿以冲突重新回到中东地区中心位置并没维持太长的时间，随着2001年“9·11”事件、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阿以问题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大下降，伊拉克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的焦点，伊拉克重建和未来走向成为牵动中东局势的关键所在。 伊拉克位于中东心脏地带，具备牵动全地区神经的几乎所有因素：首先，伊拉克与伊朗拥有漫长的共同陆地边界，这里历来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两大民族的分水岭与斗争前沿；其次，伊拉克是阿以冲突的前线国家，以色列一直视萨达姆的伊拉克为其国家生存的最大威胁。伊拉克曾经是阿拉伯世界第一军事大国，它的衰落意味着阿以力量天平继续失衡；第三，伊拉克拥有储量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据世界能源机构公布的材料，伊拉克石油探明储量为1125亿桶，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沙特。它的天然气储量也排在世界前列。在工业化的碳氢时代，油气资源早已成为世界经济的血脉；第四，解决库尔德问题绕不开伊拉克问题的解决。古老的库尔德民族聚居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山区，近代以来从未放弃过建立独立统一的库尔德国家的努力。伊境内库尔德人为数众多，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失控将外溢引发中东全局的混乱；第五，伊拉克是一个什叶派占多数的阿拉伯国家，什叶派占其总人口的60%，民族属性和教派属性的分离带来漫长的历史冲突，而伊拉克属性的最终定位则成为周边国家最为关注和必须介入的重要问题。 正如埃及学者埃米尔·亚历山大所说，要想在中东有所作为，政治上离不开埃及，经济上离不开沙特，真正能立竿见影的则是伊拉克。因此，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的去向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 二、伊拉克重建的政治难题 伊拉克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本身就先天不足。近代伊拉克是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强行合并而成的，其中裹挟了有着漫长历史的教派冲突和民族斗争。伊战后的伊拉克面临着认同危机、宗教文化冲突两大矛盾，加上严酷的权力斗争，重建中的国家始终在分裂的边缘徘徊。 首先是认同危机。伊拉克建国以来一直缺乏“民族国家”观念和对国家的效忠。当今伊拉克的阿拉伯人约占78%（什叶派占60%、逊尼派约占18%），库尔德人约占18%，其余为土库曼族、亚美尼亚族等。①北方摩苏尔省历来是库尔德人聚集地；中部省份以逊尼派为主，首都巴格达则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交错杂居；南部省份以什叶派为主。1920年的《色佛尔条约》正式划出库尔德斯坦的领土范围，但库尔德人独立的希望却随着《洛桑条约》的签署而破碎。1921年基尔库克和苏莱曼尼亚的库尔德人以反对和拒绝投票的方式表达对费萨尔统治的抗议，并于次年发动武装起义。此后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努力始终不曾停止。“任何研究伊拉克历史的学者都会发现，伊拉克局势的持续紧张和暴力不断，其最实质的根源是国家政治认同的脆弱。”②长期以来，什叶派和逊尼派遵循各自的教派认同，前者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和国家主义，后者强调泛阿拉伯主义，而库尔德人则一直追求独立和库尔德民族主义。伊拉克政治力量多元化和认同的多元化解构了民族国家观念，削弱了形成民族国家效忠的力量，而重建过程中的权力争夺更是强化了各个集团原有的身份认同，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尚难成型。 其次是宗教文化冲突。“伊斯兰教兴起后，随着阿拉伯人性格的发展，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非社会因素特征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暴露出来，最终成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③什叶派是伊斯兰教政治权力斗争的产物。先知去世时既没有留下男性子嗣也没有指派继承人，因此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拥护阿里的集团逐渐成长为什叶派。什叶派产生于麦地那，形成于伊拉克，壮大于伊朗。④伊拉克南部圣城纳贾夫建有哈里发阿里的圣陵，圣城卡尔巴拉是阿里次子侯赛因殉教和埋葬之地，因此伊拉克南部对于什叶派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中世纪以来伊拉克经由逊尼派和什叶派交替统治，比如什叶派的白益王朝、伊儿汗国、黑羊王朝，逊尼派的塞尔柱王朝、白羊王朝等，两大教派因此经历了长期的冲突与磨合。历史上，伊斯兰教崇尚真主主权论，即真主为唯一主权者，无视真主的“绝对主权”均为“非法主权”，穆斯林有义务予以推翻，政教合一的乌玛则是穆斯林心目中平等和公正的理想王国。“按伊斯兰教义，乌玛的存在是为了执行安拉的旨意，传播他的声音，以使全人类都成为穆斯林……乌玛是整个穆斯林社团存在的唯一完美形式”⑤，它是超越种族、民族和地理疆域的普世性信仰共同体。因此，西方的人民主权论、世俗民主制度刚好与伊斯兰宗教信仰相背离，两者之间很难找到契合点。长久以来伊拉克一直经历着极权主义和专制统治，缺乏世俗民主的文化背景、公民素质以及相对应的经济基础。正如伯纳德·刘易斯所说：“从政治视角来看，伊斯兰教似乎为自由民主政体展示了最黯淡的前景。”⑥要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多种族和多教派政府，消弭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教派芥蒂，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