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9)01-0069-04 张小明教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2008年第5期中撰文对与英国学派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澄清，提出了他的看法。笔者拜读之余，觉得除了一处地方外，其余皆清晰准确，逻辑严密，行文晓畅，不会引起什么误解。 笔者所说的这处地方在该期杂志第79页，称“英格兰学派”的思想鼻祖是查尔斯·曼宁(C.A.W.Manning)。②从前后文看，张教授可能是引用彼得·威尔逊的话，不是他本人的看法。但尽管如此，这还是可以讨论的。曼宁于1894年出生于南非，1914年来到英国，学成后长期(1930-1962年)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LSE)，期间曾担任国际关系系主任，其代表作为《国际社会的性质》，此书1962年初版，1975年出了一个新版。③当时，年届80岁的曼宁为新版书写了一个长篇序言。但此书大约可以说是一本“怪书”，风格迥异于别的国际关系著作。出版者也说这是一本“不寻常的书”，它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的“新颖性和非正式性”，如讨论国际伦理应用、国家的本体论地位、政治信念中迷思的作用以及法律承诺的解释等。 实际上，曼宁与我们通常所了解和理解的“英国学派”关系不大。英国学派源起于1958年开始形成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注意这里用的是“British”而不是“English”，但并无损于什么)。④正是这个委员会的活动，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学派，也就是我们通常了解的英国学派。其中发挥引领作用的要数赫伯特·巴特菲尔德、马丁·怀特及赫德利·布尔三人。巴特菲尔德是剑桥大学近现代历史教授、杰出的历史学家。洛克菲勒基金会对该委员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有关。随后巴特菲尔德联络了怀特。怀特当时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但时隔不久即转往萨塞克斯大学任欧洲史教授。后来他们又罗致了爱尔兰外交史学家德斯蒙·威廉斯、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唐纳德·麦金农和军事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等人。 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还有亚当·沃尔森——一位学者型的资深高级外交官，他于2007年8月21日在英格兰去世，享年93岁，大约是委员会成员中最长寿的一位。沃尔森对英国学派的成长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的作品似乎还未得到中国学者应有的重视。⑤巴特菲尔德、怀特、沃尔森和布尔四人先后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查尔斯·曼宁不是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成员，也未发现他参加过委员会的活动，或应邀为委员会集体撰写的著作撰稿。其代表作书名中虽有“国际社会”一语，但该书有明显的特异性。不知是否与此有关，看不出它对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鉴于此，笔者认为，不应把曼宁视为英国学派的“思想鼻祖”。 但这一点，在张小明教授的文章中只是不经意地提到而已。他的文章着重要阐明的是，由于英国学派(准确地说应称为“英格兰学派”)不是以国家为名称的，因此，由“英国学派”而生发出“中国学派”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是由于把“英格兰学派”误称为“英国学派”而造成的，作者还引用巴里·布赞的话加强之。笔者觉得，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 根据笔者的阅读所及，“中国学派”的提法较早是北京大学的学者梅然和笔者本人开始使用的。梅然在2000年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的文章——《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中说，“我认为，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应力求使自己的研究体现出创造性和独立性，以求建立‘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因为，“如果美国的理论的确科学、合理、全面，那么它独占鳌头倒也无妨，可事实是这些理论并非如此。实际上由一国把持一个学科也根本不可能是有利于该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打出“中国牌”，“就是要凸现出当前全球国际政治学界的不合理状况，要强调对这种状况进行变革的意义”。⑥笔者本人在同年发表于《欧洲》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学者一定要有一种志向，一种创新意识，要致力于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主张，进而至于理论系统，因此我比较赞成提出形成‘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建立中国的理论，并不是要刻意追求与西方理论的对立，为了求不同而不同，而是说中国人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要拾人牙慧；要有自己的学说，不要总是跟着别人走。一言以蔽之，要有我们中国的理论贡献”。⑦今天来看，这些话大体上还站得住脚。 迄今为止，对“中国学派”问题进行了最详尽阐发的是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他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一文，产生了广泛影响。该文最主要的观点是，中国学者在国际政治研究问题上一直有着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派的意识。但大都是在考虑思想渊源和思维模式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很少意识到核心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因此很难产生一个理论硬核，进而发展成为一个中国学派。那么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是什么？他认为，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可以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应该在这一问题框架内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构建具体的研究议程。“有了对核心问题的自觉，我们才能具有理论的目的性自觉，这是建立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⑧此后秦亚青又著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生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