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战略思想史上，从理论层次上对国家大战略进行明晰概念解释的，当首推英国大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此后，战略研究界在探讨大战略问题时，在概念上基本沿袭他的学术思路，即认为大战略“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① 由于大战略是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标的综合手段，由此也就决定了大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1）根本目标（包括在其追求过程的每个阶段上）合理、明确、集中、有限；（2）对国家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多种政策目的，依据这根本目标及时定出至少在原则上基本明确、连贯的轻重缓急次序；（3）达到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的大体平衡，避免目标同手段相比严重地过低或过高；（4）达到不同种类手段互相间的大体平衡，而就备战和战争期间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外交和经济三类手段分别同军事手段之间的大体平衡。② 然而，仅仅明晰上述大战略理论内核仍显不够。在《遏制战略》一书中，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明确地指出，大战略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算计的关系，而这意味着需要同等地关注该项定义中的所有四个要素：算计和关系、目的和手段。如果不存在这同等的关注——如果算计变得比被算计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手段比目的吸引了更大的注意——那与其说是有个糟糕的大战略，还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大战略。③ 可见，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和军事这类物质形态的手段是否足够充分和可用，而且需要明了决策者和大众是如何思考和理解权势的，特别是决策者如何评估和解读权势的分布，以及这种评估和解读怎样塑造着一国的大战略，其中包括战略的优先秩序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冷战结束后，尽管影响大战略缔造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④ 大战略缔造的内在机理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大战略作为一种外向型行为，其实施的外在环境却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重点探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中浮现的、对大战略缔造产生了并将继续发挥重大影响的那些大趋势，特别是后冷战时代在物质和心理方面不同于冷战时代的诸多特质，在治国谋略方面不同于冷战时代的“逻辑”。对中国而言，这也是一个需要努力去适应并认真加以应对的新的战略时代。 一、信息时代权势的控制使用日趋复杂化 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权势或曰力量（power）的定义绝对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权势的理解与认知并不尽一致。不过，至少有三种观点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一是认为权势就是资源（resources），其二是认为权势就是目标（goal），其三是认为权势就是控制力（control）。⑤ 不管作何种理解，在大战略缔造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对权势反复进行清醒的估算。对此，利德尔·哈特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指出：“力量，可以说是一个魔圈，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一个螺旋式的线圈。所以，对于力量的控制使用，必须要有极其审慎合理的计算。”⑥ 正是在对权势的“审慎合理的计算”问题上，后冷战时代显得更加复杂和困难，而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缘由之一，就是现今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把权势分为硬权势和软权势（soft power）⑦，并据此来加以控制使用。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类硬权势很熟悉，有关这方面力量比率的估算也较为直接明了，因为有一系列的指标性数据可供参照。但有时候，某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政治中达到其目的，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国家尊重其价值观，将其作为仿效的榜样，因而愿意跟随它。这就是软权势——促使其他国家的期望与自身期望相一致的能力，是吸引而非强迫他人参与。⑧ 显然，软权势作为塑造其他国家喜好的能力，与硬权势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那就是这类权势呈现出非线性变化的特征，结果也就无法像硬权势那样依靠数据来进行估算，并由此导致后冷战时代权势估算过程更加复杂化。 “软权势”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原助理国防部长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在其1990年出版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并在20世纪末得以逐渐丰富和发展。但就国际关系思想史来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鼻祖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传世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借助于一场场精彩的演说和辩论，已经隐约提到了“观念”的重要性以及雅典作为“全希腊的学校”⑨ 所拥有的政体、民族精神等软权势方面的重要优势。相比于2000多年前尚处于“智识”阶段的软权势思想萌芽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思想，已经触及了软权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文化。⑩ 及至现代，就连古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也认为，“在影响国家权势的具有定性的三项大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11) 毫无疑问，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并不属于一国传统意义上的权势范畴。不仅如此，软权势思想的痕迹在国际机制理论、国际社会学派的相关著述中也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和折射。到了冷战濒临结束的1990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小约瑟夫·奈将以上这些“权势第二张面孔”（the second face of power）或曰“权势的第二层面”结合起来，(12) 正式命名为“软权势”，并将之理论化。(13) 如今，“软权势”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名词，它已经进入国家政治领域，成为备受国务家们青睐的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就是说，软权势的当今意义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其二体现在战略运筹上。就大战略缔造而言，第二点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软权势“除去一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国际政治影响，再除去谈判技术之掌握、领导能力、塑造联合阵线的能力以及许多其他技能之外，还主要涉及：基于国外广泛尊敬、赞赏甚至羡慕的威望、楷模性影响或带头作用；在信息经济和信息政治急速发展的时代愈益紧要的‘信息性权势’（informational power）；与上述两种权势密切相关的、迅速和灵活地适应和回应内外环境重大变化的组织能力（这被约瑟夫·奈称为当今时代的‘关键性资源’）；在国际社会中‘确立游戏规则并决定其他角色将如何做游戏的权威和能力’，即所谓‘结构性权势’（structural power）。”(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