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完了吗？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库理论家以及媒介精英成员似乎都这么认为。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最近在《纽约时报》杂志一篇题为《挥别霸权》的封面故事中以这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发问道： “是谁让这个超级大国退缩？”博学的作者们几乎天天在宣告美国时代的终结，正如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Kupchan)2002年推出一书的标题所描述的，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普京领导之下俄罗斯的复苏，以及欧盟的扩大标志着地缘政治实力发生了深刻转变，美国例外论将会成为历史。按照法瑞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其新作《后美国世界》中的说法，美国已成为一个“虚弱无力的”超级大国，该书承认，虽然美国不会很快就退出世界舞台，“正当世界其他地区实行开放之际，美国却正在关上大门。”有位法国外交部长在谈及美国的地位时，以几乎无法抑制的满意口吻说，“魔法终结了……以往的将一去不复返。” 美国确实在跟国内外各种严重问题作斗争，但这些末日预言的扩散如同一种计算机病毒，根本不是对美国所处位置的一种理性评价。此外，从目前这一波撰写美国墓志铭的潮流当中，不难看到以往衰落主义的那些幽灵。毕竟自这个国家建立以来，悲观论者就与之形影相随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观察家，尤其是保皇党人和反动分子，通常都轻视新美国事业的前景。正如法国作者菲利普·罗格(Phillip Roger)在其富有洞察力的《反美主义历史》中所写，有影响力的巴黎作者们不仅抨击这个新国家，而且抨击该国的动物和植物。在20世纪20和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批评家同样彻底谴责美国是一个堕落的国家。“上世纪（19世纪）是西方的冬天，唯物主义和怀疑论、社会主义、议会主义和金钱的胜利。”最早的衰落主义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很满意地写到，“但是，在这个世纪，血和本能将重新获得它们的权利，抗衡金钱和智力的力量。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以及人道主义和自由的时代正在接近其终点。” 正是在70年代，美国遭受了石油震荡和严重衰退，并耻辱地从越南撤军，而获原苏联支持的非洲、中美洲和东南亚政权或叛乱运动取得了胜利，伊朗爆发革命并占领美国大使馆，在这一连串的冲击之后，衰落主义开始具备了其现代特性。安德鲁·哈克(Andrew Hacker)在1970年写的一本书中也宣布了美国时代的终结。在那个10年结束之际，卡特总统引用有关衰弱的美国经济、通货膨胀、衰退和失业的担忧作为其著名的“弊病”演说的要点，并呼吁国民降低对国家期望，这就似乎对哈克的诊断贴上了总统赞同的戳记。 到80年代初期，衰落主义已变成一种历史时尚形式。1987年，戴维·卡莱欧(David Calleo)的《超越美国霸权》召唤美国与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达成妥协。同年，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出版了当时被尊为衰落主义者神学大全的著作——《大国的兴衰》，作者在书中暗示，过去由西班牙和大英帝国所经历的兴衰周期，如今可从美国的“帝国过度扩张”中辨别出来。但是，肯尼迪已将其引至了顶点：在做出他悲观预言的两年之内，冷战随着原苏联的崩溃而结束了，日本经济奇迹步入其自身的低潮，美国的竞争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和亚洲的竞争对手。 各种有关美国过时的理论渴求科学的地位。但是，衰落主义的周期往往具有政治上的潜台词，不管产生它们的历史方法论看似如何的无懈可击，它们却经常通过其他途径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例如在80年代，这些批评大部分来自于左翼，并集中于里根经济学及其军备扩张。相比之下，在克林顿时代，中间偏右人士和现实主义者的警告则直接针对美国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一观念，要求它建设国家并传播人权。同样，今天复活的衰落主义的很大部分，不仅被围绕真实世界各种事件的争论所推进，而且也被对布什总统职位的强烈反应所推进——这个反应因为政党派性、夸张法、非历史主义以及对支撑美国强健和持久力的这些基本面的误解而遭玷污了。 在这种新的衰落主义中有什么新东西呢？一种典型的变体规则，即全球力量分配上的慢速转变使得这个国家不可能继续发挥自冷战结束以来其所发挥的那种主宰作用。然而人们已听到了这种论点，最近的则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早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描述了美国、俄国、中国、欧洲和日本这五大力量中新出现的平衡。最近几年，一些评论家已察觉，美国的影响力在“BRIC”（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四国英文首字母缩写）崛起中正在出现一种类似的稀释，并伴随着一个扩大并日益统一的欧盟和一个繁荣的东亚。不仅全球力量的扩散变得更为广泛，而且其他力量已开始抗衡美国，寻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华盛顿的作用并挫败其全球雄心。 这些新的衰落主义者通常将责备指向布什政府的大战略（布什学说）上——这是对美国实力的一个粗糙的单边主义断言，毫不理会其他国家的观点和国际法。这种行为据说已激起针对美国的全球性反弹，这点在不断上升的反美主义和许多外国政府推行的“平衡”政策中获得了佐证。卡纳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中预演了这种正统论： “美国的单极时刻已鼓舞了外交和金融方面的反向运动，以阻止美国蛮横行为并构建一种交替性的世界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