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社会步入全球化时代之后，每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生活空间都被放大到整个全球范围，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不单单是关于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区域的学问，而是放大为整个世界地缘政治运动的学问。尤其是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公共问题的大量涌现，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社会的基本生态，也改变了地缘政治的逻辑和规律。这一历史变迁要求地缘政治学积极开展理论创新，开展围绕国际社会新变化的新地缘理论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密集网络，这些网络通过资本与货物、信息和思想、人员和暴力以及在环境上和生物上相关的物质（比如酸雨和各种病原体）连接起来。①从高级政治领域的军事安全问题（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到低级政治领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几乎所有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中都转变为全球公共问题，它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的效应，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已经不再是18世纪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也不再是众多民族国家壁垒分明的国际体系，而是呈现为一种全新的形态，至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是这样。“从广义上来说，我们已经从一个建墙把大家分割开来的体系，转入一个建立万维网将大家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体系”。②不难看出，在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社会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原子撞球式”的“牛顿主义”世界，③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而是一个将人、社会、自然统一起来的有机整体。从整个星球的角度观察和理解社会事务，越来越成为新的世界观的重要视角。新的世界观更强调了“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发展，是“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强调人类总体的共同利益。④在新的世界观统摄下，传统的地缘政治逻辑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发生变化，将推动地缘政治学向着什么方向发展？以及此种发展是否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地缘文明形态？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地缘政治学者做出明确回答。 一、全球化与地缘政治： 地缘理论的新形态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事实上，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相互矛盾、相反运动的双重力量发展并行不悖的过程：一种是分裂、冲突与无序；另一种是统一、合作和有序。詹姆斯·罗斯诺称之为一体化(integration)与碎片化(fragmentation)叠合的分合论(fragmegration)：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地方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⑤在罗斯诺看来，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地方化在时间上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⑥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为此，罗西瑙得出结论：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入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世界政治经历了从“两极”到“两枝”的演变，出现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格局。⑦ 著名社会思想家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则从文化的深层结构观察到了这一趋势：在20世纪后期，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两者的互相渗透。⑧为此，罗伯森提出了一个全球地方化的概念(glocalization)，以此表明全球化过程中相互矛盾的力量并行不悖的现象。地方受着全球的影响，但地方也登上了全球舞台，这就是罗伯森所说的“在全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⑨依据罗伯森和埃德等学者的解释，“全球地方化”可被视为是一种借助全球化信息、技术、思想、资本、人才等要素快速跨国流动的推动，来协助建构及促进具多元性及特殊性之地方化发展的过程。在罗伯森看来，全球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地方多元化，强调“地方根源”及“本土认同”对抗“西方印象和价值观”的全球化现象；强调“地方分权”及“区域治理”对抗国际组织或跨国规模的统治权能集中现象；强调“社区主义”对抗全球化带来的更抽象的疏离感。⑩总之，全球化是各种过程的复合，其影响是断裂，也是统一；它创造了新的分层形式，而且往往在不同的地区或地方产生相反的结果。全球化影响可能摧毁行为的本土情境，但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全球化一词的使用，在各地反而导致了“对地方的重新强调”，冷战后各种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和所谓的新认同政治，都是全球地方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全球网络一体化和文化认同地方化的趋势，对地缘政治学产生了深刻的冲击，推动着地缘政治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全球网络一体化推动了全球性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sation)趋势，尽管全球主义者深信不疑地把非领土化看作理解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关键，(11)但全球一体化毕竟不能脱离领土而自由地浮在空气中，去领土化也无法实现“非领土化”，国家基于领土的权力依然根深蒂固，不可回避。因此，对于地缘政治学来说，“领土重要性的重新定位在千年临近之时或许是目前地缘政治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12)这一问题涉及地理空间重要性的理论问题，是新地缘学的一个立足点。同时，与全球一体化并行不悖的文化认同地方化则直接推动了“去中心化”(dencetralization)和区域性领土化(territorialisation)趋势，表现为区域化和区域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区域主义者在不否认全球性非领土化趋势的同时，更为强调区域性的领土化现象，认为“领土化依然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制约”，(13)“领土性和超领土性在复合相互关联关系中并存”。(14)区域化和区域主义分别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方面、从内到外和从外到内两个维度对国家领土权力进行再定义，逐渐重构国家主权的制度体系，成为新地缘学的另一学术支柱。不难看出，在陆地—海洋—内层空间和外层空间的基本地理逻辑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前提下，由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认同地方化的发展，使得地缘政治的内涵和逻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推动着地缘理论实现了新发展。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