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实现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这对于了解西方哲学的人早已是一个常识了。但正因为它是常识，也就不太有人再去深思其真实含义，使得其真正意义至今仍在遮蔽中。 这一长久的遮蔽史之所以延续至今，源头不在别处，而在康德自身说法的比喻性和思想的内在缠绕与紧张性。他自称的哥白尼式革命是这样说的： 人们向来都以为，我们的所有知识都必须以对象为转移；但在此前提下想通过概念来先天地构成关于对象的某种东西，以期扩展我们知识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妨试一试，假定对象必须以我们的知识为转移……看看这样一来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不是有更好的进展。(BXVI)① 尽管康德自己确实有颠倒知识与对象之关系的这个说法，但句尾的这句“看看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不是有更好的进展”十分核心的话被忽略了，从而把以对象为转移的认识活动转向以知识为转移的认识活动称为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显然是有问题的。由于几乎所有的哲学史教科书都沿用了这一说法，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过怀疑。不过，提出质疑的人还是有的，早在一百年前，英国学者亚历山大(S.Alexander)就明确指出： 康德自己把他信为他正在实现的革命，标志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是很滑稽的。但是除他相信这是一种革命之外，里面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哥白尼式的。如果凡是把原来处理的名词的秩序倒转过来的变更，凡是原来说B是依赖A而现在说A是依赖B的那种变更，都是哥白尼式的话，那么康德相信他把心依赖物的秩序颠倒过来了，而说他实现了一种哥白尼式革命便是对的。但是在任何其它意义上，他都是不对的。因为他的革命，只要它算是革命的话，的确是反哥白尼式的。② 这一质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显然它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因为按照亚历山大的结论，说康德哲学的革命是“反哥白尼式的”，具有“托勒密性质”更让人不得要领。实际上，康德这段话的根本，不在于究竟是知识要以对象为转移还是对象要以知识为转移，而在于通过这种颠倒形成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的方法，以考察形而上学究竟如何才能有更好的进展，这才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问题。因此，不从知识与对象依赖关系的“颠倒”与“形而上学的更好进展”之关系出发，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进而言之，如果这种“革命”能够是一种哥白尼式革命，必定就是某种形而上学的革命。为了论证这一点，我们首先要阐明颠倒知识与对象的关系并未在知识论上实现哥白尼式革命。 一、颠倒知识与对象的关系为什么不是知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 我们必须看到，康德在上述引文中的语境是向来所认为的“知识必须以对象为转移”在扩展知识上的一切尝试的失败，而如果把它颠倒为“对象必须以知识为转移”，在扩展知识上同样还是失败，那么就不能认为这种颠倒具有哥白尼革命性质了。因此，说它具有哥白尼式革命性质，必定是在别的方面，即形而上学的好的进展上。但考察形而上学上是否有好的进展，为什么要假定“对象必须以知识为转移”呢？这里的“对象”是一般知识的对象还是形而上学的“对象”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般知识(科学)的“对象”和形而上学(哲学)的“对象”之分别。牙医的知识对象是“牙齿”，生物学的对象是生物，植物学的对象是植物，动物学的对象是动物，如此等等，都是我们中国哲学所称的“器物”；而形而上学(哲学)的“对象”则不同。中国哲学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就是说，像“道”这种无形、无象的东西才是形而上者。所以，一般知识的“对象”就是知识者所“面对的”东西(Gegenstand)，而形而上学(哲学)的对象也可以说是我们“面对的东西”，但它“无形”、“无象”，而是无法完全对象化出来的。任何对象化出来的东西，都只能是它的一种“现象”，而不是它本身。像“宇宙”、“世界”“灵魂”等等，都是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对象”，但它们是无边无际的，任何显现出来的都不是它自身，最多只能说是它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用知性范畴对它的规定都不可能是其自身总体性的规定，而只能是对其现象(表现出来的)的规定。 由于这样一种区别，说科学知识必然是依赖于对象的，这是一种自然的认识，医学的知识依赖于对人体这一对象的认识，生物学知识依赖于对生物这种对象的认识，这样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形而上学的知识如果也依这种自然的认识，说“宇宙”是关于宇宙的知识，就是无意义的，因为人从来没有“直观到”宇宙本身(总体)，人怎么会有“宇宙”的知识呢？人不可能有关于形而上学“对象”的知识，却非要说它“是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引起康德焦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原来深受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影响，严谨地对待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形而上学当作最高贵的思辨的科学。但是，当休谟的怀疑论把他从独断主义的迷梦中惊醒之后，他惊讶地发现，形而上学是一个“宽广无边而波涛汹涌的海洋，是真正的幻相之驻地”(A236)，它的“对象”拒绝言说，有如“道，可道，非常道”，你无论说“上帝”、“宇宙”、“世界”是什么，它都不是什么，永远有一个与之对立的“什么”也能成立(二律背反)。所以，康德立志要揭开形而上学之谜，他不仅要探求一切形而上学知识的特点，而且要从根基上追问：一般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又是如何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