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的毁灭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4－0011－06

      阿兰·巴迪伍（Alain Badiou）说：“德勒兹是柏格森魔术般的解读者。根据我的观点，比起斯宾诺莎，甚至可能比起尼采来，柏格森才是他真正的导师。”[1](P62)这个观点如今已随着巴迪伍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冉冉升起而广为人知。从某种程度上说，柏格森的思想在方方面面都深刻地影响到了德勒兹思想的发展。德勒兹颠覆传统，提出了“反转柏拉图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柏格森的影响分不开的。

      柏格森的哲学有一个宏大的意图：重新界定什么是真正的存在，并由此重新安置哲学。在德勒兹看来，直觉是柏格森的哲学方法，通过这个方法，柏格森直接进入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绵延世界。如果说哲学需要一个恰当的切入点，那么它应当从一个差异化的、生成着的世界（存在）开始。这样一个意图首先需要廓清各种传统哲学的弊端，即德勒兹在《柏格森主义》第一章中指出的柏格森直觉方法的三条根本规则：需要揭露各种假问题（如虚无）；需要同幻觉作斗争（如表象幻觉）；需要根据时间而不是空间来提出和解决问题（即绵延地思）。根据这样的意图，柏格森提出了一种纯粹（彻底）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在经验的起源处寻找经验”，回到绵延本身，回到具体的生成和创造。由此，世界存在成为一种无限的生命运动过程，任何存在都是生命性的存在：存在即生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相映衬的“向生而在”：死亡（或者虚无）不再是存在之绽露最隐秘的奥秘，它的一切“荣耀”在柏格森这里都已被“生命”所取代，生命敞开了时间性的大门，支撑着存在的绽出。清理传统，重建哲学，这就是柏格森给予德勒兹的根本教诲。

      德勒兹继承了柏格森哲学的这种整体意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发展出了他自己的一整套对传统教条式的“思想形象”（即柏拉图主义）的批判性诠释，并由此提出了他自己的“没有形象的思想”（une pensée sans image），即他的“先验的经验主义”（或内在性哲学）。

      与柏格森要求“从直接材料（即绵延和差异存在）开始”一样，德勒兹也要求“从差异开始”①。德勒兹认为，要从差异开始，就必须首先驱逐整个哲学传统的四大幻觉：即同一（le Même）、相似（le Semblable）、类同（l' Analogue）和对立（l' Opposé）。这四大幻觉不是别的，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的根本特征。因为德勒兹认为，“用柏拉图主义来定义形而上学是贴切的”[2](P340)，而柏拉图主义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表象哲学”（或“再现哲学”）②，即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是理念的表象（représentation），都是拷贝（copie），或者说是拷贝的拷贝（即幻象，Similacre）。在德勒兹看来，世界本身是一个混沌的差异世界，一个内在性平面，一个“生成着”的无人称的匿名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存在即差异”[2](P57)。实际上德勒兹早在1956年写的《柏格森》一文中就说过同样的话[3](P32)。也就是说，一切存在都是差异的存在，差异即一切。然而，在传统哲学之中，差异本身经由再现（或称表象，représentation）这一滤网过滤之后，就被彻底牺牲掉了，因为它们被直接纳入到了同一、相似、类别以及对立这几大分类原则。然而，归根结底，这几种分类则又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则，即一种普遍的“同一性”（l'identité）原则，“我们对表象的指责，在于它停留于同一性形式，处于一种被看的物体（la chose vue）和观看的主体（le sujet voyant）的双重关系之中”[2](P94)。从这个角度看，德勒兹的整个差异哲学所要批判的实际上就是同一哲学，他写道：“同一性的首要地位（le primat de l'identité）……界定了表象的世界。”[2](P1)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表象世界来说，它的首要特征就是同一性，任何表象都不可避免地隶属于一种同一性逻辑。因此，对德勒兹来说，一个真正的差异的世界的“最大危险就在于落入美丽心灵（belleme）的各种表象之中：只存在着可以调和与可结盟的差异，这些差异远离了血腥的争斗。美丽心灵说：我们都是相互差异的，但并不对立［以至于不可调和］”[2](P2)。也就是说，我们的美丽心灵总是拥有某种神秘的能力，可以将差异抹平调和，从而统摄在同一性之下。

      一、思想和它的外部：表象的起源

      毫无疑问，思维与存在（la pensée et l'être）的区分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一个古老的区分。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几乎和哲学本身一样古老。对于巴门尼德来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4](P348)，而在“巴门尼德之后，希腊哲学的任务就是……在话语的理性（Logos）王国和自然的感知世界之间建立起联系”[5](P413)。无疑，这里的logos王国属于思维，而自然的感知世界则是思维的“外部”。尽管我们都知道，“主体”这个概念是近代哲学的产物，但是思维（思想）本身同主观精神的关系是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的。它属于人的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相对。

      正如祖哈比切维利（Franois Zourabichvili）指出的，“思维（la pensée）的最一般的问题大概就是它的必然性问题：不是思（penser）的必然性，而是如何获得一种必然的思想”[6](P15)。也就是说，如何保证我们的思维本身是客观必然的，即“思维所思之内容绝对不依赖于它自身”[6](P15)。“这种必然性，哲学将之称做真理。”[6](P15)真理区分出了两个领域，一个外在于精神、独立于精神，另一个则与精神同一。真理（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思维（精神）与存在（思维的外部）的一致和统一。“在哲学中，思（penser）首当其冲想说的是知（connatre）。”[6](P15)这种思之模式实际上预设了一种绝对的外部世界中的实在同思维本身之间的同一。

      而正是这种二元区分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距离：存在与思维之间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有距离的。正如我们上面说的，希腊哲学的任务在于沟通logos与自然。因为哲学上的思想并不是任意的精神现象和内容，而是一种理性，一种真正的logos，而这种古希腊式的logos与外部存在的关系实际上在根本上是一种“词与物”的关系。毫无疑问，正如柏格森指出的，语言的功能在于切割和固定，它将流动的和变化的世界切割并固定下来，从而取代物本身。语言在不断地制造“多”，它试图取代外部事物本身，形成另一个与外部世界相对应的思想的世界。然而，词并不是物。与此对应，“思想也并不是事物本身，思想不过只是事物的再现”。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我们才说“思维的最一般的问题”是它的必然性。因为这种二元区分已经在思维与存在之间预设了一段天然的距离，它无法保证思维本身同外部存在的同一，因而也无法确保它是必然的。而正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这种距离，以及这种对“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追求，彻底将思维的功能变成了一种再现，即通过努力确保思维本身能够再现或者反映外部世界本身的客观必然性，只要思维能够真实再现外部存在，那么这样的思维就是必然的。这是一种认知，一种知识论，一种真理学说。哲学的任务即思，而思的任务即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则在于“再现”真理。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旧的“思想形象”，而表象（再现）即是这种形象的根本特征和表现形式。由此，建立在这种思想形象上的思，必定是一种还原，即通过再现将思维还原为某个本质，还原为“同一”（le Mê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