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4－0005－06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亨利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物质现象学或生命现象学，它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生命，即物质性的内在情感性。然而，在亨利这里，生命并不是莱布尼茨所说的“没有窗户的单子”，因为作为情感性的生命最终是一种“共悲怆”[1](P138)，人也因此不可能处于孤单的自然状态，而是生活在文化共同体中。问题在于，现代科学主宰下的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经远离了生命这一根基，把艺术、伦理、宗教等最基本形态抛到了一边。梅洛－庞蒂始终对科学保持一种警惕的姿态，他甚至认为现象学的“回到事情本身首先就是否定科学”[2](Pii)。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科学，其实是指向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与胡塞尔在反思欧洲科学危机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大同小异。亨利也对现代科学持一种强烈的批判姿态，更有甚者，他认为现代科学的极度发展意味着新的野蛮。 一、科学与野蛮无异 在人们通常的观念中，科学不仅与野蛮相对立，而且是让人走出野蛮、通向文明的最正确、最有效的路径。然而，亨利却针锋相对地把现代科学与野蛮放在一起，视之为文化的天敌，生命的杀手。他告诉我们，在历史上人性不止一次地陷入黑暗之中，人类也因此多次濒临毁灭的边缘，不过，生命最后都能够劫过再生，文化也会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提升。各大文明的相继涌现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各种文明“彼此依赖，相互提升，各种基于人性的力量得以展示出来：经济的、手艺的、艺术的、理智的、道德的、宗教的活动共同进展，不管解释者优先关注的是什么，都证明了实践的、技术的、理论的知识的同时出现，其结果就是所谓的苏美尔、亚叙、波斯、埃及、希腊、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在这些优势‘空间’中，每一次都是那些构成人性的价值的整体同时得以展开”[3](P7－8)。很显然，在他眼里，任何文明都是由实践的、技术的、理论的知识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然而，伴随着现代性的来临，科学名义下的理论知识开始独自支配着西方世界进而向全球扩张，并因此改变了这种诸方面并重的情形。亨利写道：“我们自现代世纪之开始看见的是诸种知识——它们形成为‘科学’，而且还高调地要求这一称谓——的空前发展。人们把这理解为一种严格的、客观的、无法置疑的、真实的知识。它事实上由于其证据、其证明和其论证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它已经导致的、颠覆了地球面孔的那些极端的后果，与其知识、信念或迷信由之而出的那些近似的甚至可疑的全部形式区分开来。”[3](P8)科学信念进而科学迷信导致“全部其他价值的瓦解”，“以至于质疑我们的生存本身”，最终导致“生命本身受到了损害，正是它的全部价值（不仅是美学，而且还有伦理和神圣的东西）以及伴随它们的还有每天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在摇摇欲坠”[3](P8－9)。 现代性意味着理论知识的空前进步，然而这也导致了一种巨大的悖谬。一方面，知识被分割成繁多的片断研究，或者说知识多元化了。每一个知识部门都有自己的方法原则、概念机制和特定对象，专家们也因此在不同的领域中各自为政，导致了整体性或普遍价值的瓦解，“正是知识的整体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原理——它确保了在所有领域内的某些行为、某些评价以及知识本身的一致和有效——的阐明受到了质疑”[3](P9)。亨利就此评价说，虽然凡事求助于专家成了一种流行的实践，但这一实践只能在诸如牙病医治或机器修理的情形中有效，却“不能够对人的存在及其命运提供一个整体的观点”[3](P9)。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化是表面的，因为这些所谓的多元化的知识“服从于科学的严格意志和客观性”，在它们背后的一个不言而喻的预先假定乃是：“正是这些非常多样的知识构成了唯一可能的知识，构成了可以在全部经验领域中提供给一个理性行为的唯一的基础。”[3](P10)也就是说，旧有的整体性瓦解了，现代科学试图扮演这种整合的角色。这就出现了科学的暴政或野蛮，它对生命及其基本的文化形态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亨利评论说，“一种极度知识的极度发展”不仅把既往的知识视为幻觉予以推倒，而且要推翻人类本身，“过去的全部文明产物就像大海的波浪一同涨落，就像出自某种共同的同意而没有分离，知识产生善，产生美；神圣照亮一切事物；而在我们面前的是人们实际上从未看到过的：科学的爆炸和人类的毁灭。这就是新的野蛮……导致了全部其他价值，因此还有文化、人的人性的颠覆”[3](P10)。亨利认为，科学知识的“极度发展”与文化的“萎缩”、“退步”、“消失”相平行，导致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而非抽象的“新型的野蛮”，“比此前出现的任何野蛮都更严重”[3](P37)。 现代科学为什么意味着野蛮呢？这是相对于文化而言的。亨利写道：“任何文化都是生命的文化——在生命既构成文化的主体又构成其客体的双重意义上。它乃是生命施加于它自身的一种作用，而通过这种作用，生命转化它自身——在它自己就是那转化者和那被转化者的范围内。‘文化’不指任何别的什么，‘文化’指生命的自我转化，指生命借以不停地改变自身，以便达到最高的实现和成就形式，以便增强自身的运动。如果说生命是这一转化自身、实现自身的不断的运动。它就是文化本身，或者至少把文化铭记在它那里，作为它自己之所是而被它所期待。”[3](P14)显然，现代科学之所以被视为野蛮，是因为它把生命客观化，是因为它否定了文化的尊严。换言之，现代科学抛弃了“全部可能知识的本质及其最后基础”，即“价值、文化、人性，它们的全部成就的基础”[3](P11)。科学等于野蛮，这意味着科学被排除在文化之外，它不是在为文化奠基，而是破坏了文化的根基。亨利对野蛮也有其独特的理解，认为“野蛮不是开端，它相对于必然先于它的文化状态始终是第二位的，只是相对于文化，它才会作为一种贫化和衰落出现”，“野蛮是一种毁灭，而不是一种原基”，“文化始终是第一位的”[3](P13)。亨利把现代性过程中文化让位于野蛮追溯到伽利略时代，他认为，自那个时代以来，以绝对客观性自居的知识从世界中排斥了各种可感性质，以及世界中一切相对于主观性、相对于我们的生命的东西。文化是生命的自身开展，然而它现在却被排除在了现代性所定义的“欧洲空间”之外。这是因为，放任无拘的科学通过转向技术，已经变成畸形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又自我繁殖，不断扩张，导致了“颂扬人的消除、价值的幻灭”的单向度意识形态，生命于是最终失落在大众传媒或其他外在化表现形式中。面对“伽利略原则的帝国主义”[3](P224)，亨利要问的是：一个没有文化。即没有艺术、没有伦理、没有宗教的社会是可能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