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自我”与“生活世界”是胡塞尔分别在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中使用的两个中心范畴。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两个范畴在胡塞尔哲学中前后转换的理解，有两种比较突出的观点，其一是断裂说或重心转移说，认为这两个范畴的前后转换表明胡塞尔前后期哲学研究存在着巨大差异：前期着眼于纯粹理论构造，后期致力于解决生活实践问题；其二是一体说或完善说，认为胡塞尔对这两个范畴的使用统一于其关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观，前后转换只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哲学观。应该说，这两种观点对于推进胡塞尔哲学的研究不乏启发意义，但也不同程度地遮蔽了胡塞尔哲学发展的深层逻辑线索。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未注意胡塞尔的哲学观及其展开，第二种观点则未看清深藏于其艰深晦涩的哲学语言背后的问题意识，即重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实际上，胡塞尔对这两个范畴的使用，不仅统一于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观，而且也统一于其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与克服。具体说来，“先验自我”是胡塞尔为现代性自我确证提供的认识论开端，而“生活世界”则是其为克服现代性危机提供的本体论保证。因此，这两个范畴的前后转换，实质上蕴含着胡塞尔现代性批判的方法论逻辑，并由此构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 一、先验自我：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认识论开端 “现代性自我确证”肇始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在笛卡尔以来、特别是18世纪中后期开始成为哲学讨论的主流话语，并一直引领着直至20世纪初哲学发展的趋向。所谓“现代性自我确证”，是指现代性作为一种前所未有、面向未来、追新逐异的时代精神，它始终致力于从主体自身内部寻求规范，即把理性或“自我”作为规范的惟一来源，将主体性原则确立为现代时代意识的源头。胡塞尔在其早期提出“先验自我”概念并由此展开哲学探索，就是对这一思想运动的回应和延续，即为现代性自我确证提供一个自明性的认识论开端。 在胡塞尔看来，现代性以理性或“自我”作为规范的惟一来源，与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一要求紧密相关。文艺复兴以来围绕理性主体原则不断展开的哲学变革，甚至使“研究的方向一再地指向真正的开端，指向关键性的问题表述与合理的方法”（胡塞尔，1999年，第5页；下引胡塞尔中文文献仅标年份和页码），就是在“成为严格的科学”这一意愿的主宰下进行的。因为，只有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才能“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才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1999年，第1页）。但是，哲学一直没有能力成为严格的科学。究其根源在于，哲学一直忽略或误解了“严格科学之条件”（同上，第5页），即获得它的绝对清晰的开端；哲学屈从于事实科学与精确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偏离了自身的本质规定，始终无法回溯到自身的最终起源，进而在纯粹理性内部直接对“实事与问题”进行本质直观。现代性自我确证亦因此迷失了方向。可见，哲学不能变成严格科学的困境，也是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困境。 那么，如何才能彻底摆脱这一困境呢？胡塞尔说：“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我们切不可为了减轻我们的困境而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作为最终无法根除的恶遗传给我们的后代。困境在这里起源于科学。但唯有科学才能最终克服这个起源于科学的困境。”（同上，第64－65页）也就是说，要克服这一困境，只有按照哲学原初的要求，始终坚持“彻底的无前提性”（同上，第69页），“面向实事本身”，探寻其绝对清晰的、自明性的认识论开端。但是，这个开端只能由哲学自身来提供。因为，“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同上）而哲学要发现并获得这个开端，就必须彻底摆脱“素朴的”自然科学态度，坚持纯粹理性的态度，专注于对主体的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的本质结构的分析，即借助于本质直观或现象学的本质把握。简言之，唯有现象学能够使哲学获得绝对清晰的认识论开端。 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之所以能为哲学提供绝对清晰的认识论开端，就在于它是以绝对自明的开端为前提的。现象学通过“悬置”一般意义的对象世界的存在以及由之而来的心理现象而直接“面向实事本身”，即进入纯粹意识领域，专注于纯粹意识现象，实现了现象学还原。而经过这种还原，人的意识就总是处于自身不断流动的过程中，并在该过程中逐一地显现出来，从而形成意识的体验流。其中，当前所显现的现象是清楚的，而尚未显现的现象可以凭借推测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已经消逝的现象则可根据记忆从一定程度上把握。而每当意识的内容显现出来的时候，“意识着”的行为和行为的主体——“我”也同时显现出来。所以，只要“我”专注于意识的体验流，就会绝对清楚地把握住这个思维着的“我”，因为“我”总是自明地显现着。“作为思维者的我的体验流，不论它尚未被把握到什么程度，不论在已逝去的和在前方的体验流领域内未被认知到什么程度，只要我在其现实当中注视这个流动的生命，并因此把我自己把握为这个生命的纯粹主体，我就可以无条件地而且必然地说：我存在着，这个生命存在着，我生存着：cogito（我思着）。”（1992年，第127页）也就是说，“我思”是纯粹意识的一种功能，是一种不同于实体理性的先验理性，而“我思”之“我”也就是在纯粹理性内部进行本质直观的先验自我。 显然，胡塞尔“我生即我思”中的“先验自我”是不同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自我”的。尽管后者肯定了“我思”与“我在”的直接同一性以及“我”的先验性，但其看待“自我”的方式仍是自然主义的，从而未将心理学的自我与作为纯思的先验自我区分开来。在胡塞尔眼里，自我及其生活既不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也不是独立进行反思的心灵实体，而是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本身。当我说“我存在”时，我就完全处在一种思想的关系中，即“我思”与“我在”并不是物与思的关系，而是“我思”所构造的意义与“我思”的关系，“我在”在“我思”中与“我思”在自身中是同一个意思。因此，“我”就是纯思或绝对的思，即“意识之流”。换言之，“我在”即意味着“纯思”是我的生命本身，我的生命本身即“纯思”，即生动活泼的“意识之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