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发生现象学的路径不同，德里达认为发生现象学的路向应采取一种“历史—目的论”的途径。起源的发生就是对历史先天结构的揭示与生成，也就是观念对象的本质构造与发生。但如果仅仅是对先天本质结构的描述，这依旧停留在静态现象学的范围内，发生现象学还要着重追溯这种先天结构的发生。对于德里达而言，“历史”在发生现象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德里达看来，发生现象学意味着：“历史”突入了现象学，并成为现象学的主题。而这在静态现象学看来是绝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只是对“历史先天结构”的一个静态的描述。一旦“历史”作为现象学的主题，现象学“在研究的区域性限度内便发生了一次大胆的突破，它越过这些限度走向了一种新的彻底性的形态”[1]12，这种“新的彻底性的形态”就是发生现象学。历史现象学只有作为发生现象学，“历史”才能与“发生”结合起来，从而真正成为现象学的主题。发生现象学的“历史”概念指的是“Geschichte”，而不是“Historie”。“Historie”是经验历史的时间和空间，表示经验历史事实的连续性，最终形成历史内容；“Geschichte”最终导致的是“Geschichtlichkeit”（历史性）。“Geschichte”是重新思考一般历史性的问题，换言之，它迫使我们对历史一般的含义进行重新审读和唤醒，对源初的含义重新激活。对于“Geschichte”来说，“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历史性就是含义”[1]169。现象学的“历史”概念指的正是先验层面的“Geschichte”，而不是经验层面的“Historie”。 一、“历史—目的论”的途径 德里达认为，胡塞尔从静态现象学（现象学的先验结构形式）向发生现象学突围可以采取三个方向：“逻辑途径”、“自我学途径”以及“历史—目的论途径”。 第一个是“逻辑途径”，亦可称之为前谓词经验（Vorpradikativ）的发生。胡塞尔是第一个成功地将知识的可能性问题追溯到“前谓词经验”领域的哲学家。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开宗明义：整个研究“是针对一个起源问题的，通过对谓词判断之起源澄清，这些研究想要促成一般逻辑的谱系学。——因此，任务就在于通过研究其起源的方式对谓词判断的本质作出解释”[2]25。传统的认识论还停留在谓词经验或知性经验之上，因此它并不能真正地回答谓词判断的明见性基础，而要赋予谓词判断以明见性基础，就必须从内在的体验之流即“前谓词经验”中去寻找其隐秘的起源。胡塞尔试图把认识论的奠基问题从判断的明见性或谓词思维的明见性回溯到诸个体对象的经验明见性，即回溯到一切较高等级行为之明见性的发源地。在这种回溯的过程中，他明确地表述和分析了“前谓词经验”概念，并论述了“前谓词经验”在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判断”概念包括“谓词的”和“前谓词的”两种样式，因此，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前谓词经验”首先意味着一个判断，其意义就体现在对诸如“习性的占有”、“习性的知识”和“习性的认识”等的表述中。通过对“前谓词经验”的回溯，以及对“前谓词经验”的最深的和最初的层次的明察，胡塞尔向我们表明了前谓词经验的领域并不是一个比认识、谓词判断及其积淀物的领域在明见性等级上更差的领域，而恰好是一个具有最终明见性的领域。胡塞尔对“前谓词经验”的回溯虽然也是一种主观的回溯，但却是要回溯到一个比心理学所可能有的任何意义都更彻底意义上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纯粹的经验之流。胡塞尔也称这个主体为“先验主体性”。这是他试图澄清谓词判断或谓词思维之起源的一个必然结论。所以，胡塞尔前谓词经验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要瓦解和还原主体的真理之文化级次的“一切谓述性沉淀”，向前述谓经验的回溯一直下行到前文化和前历史的体验层面。“目的是为了从最原始的前文化生活出发，去重新把握并‘重新激活’一般谓述作用的突然显现——无论是理论上的或是实践上”[3]298，也就是通过“逻辑谱系学”去追溯逻辑的形式结构在“前谓述经验”的发生。 第二个是“自我学逻辑”的途径，即“先验自我”的发生。由于向前谓词经验的回溯归根结底就是回溯到先验主体性，所以德里达认为第二个途径已经暗含在第一个途径之中了。胡塞尔的“自我”概念肇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他从笛卡尔那里借用内知觉的自明性，发现在人的整个意识之流中，“我”是唯一不变的东西。胡塞尔通过现象学“悬搁”方法，认为在意识经验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把外在于我们意识的一切客观存在悬置起来存疑，因为它们是不可靠的东西。在悬搁之后，我们从自身的意识现象里寻找一个最终的“剩余物”，即寻找一个完全可靠的支点和基础，在这一基础确定之后，我们再在这个稳固的基础之上超越我们的内在性，去建构外在世界的客观性。实际上“自我”即是胡塞尔的这个剩余物、基础和出发点。可见，“自我”在胡塞尔整个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作为思维者的我的体验流，不论它尚未被把握到什么程度，不论在已逝去的和在前方的体验流领域内未被认知到什么程度，只要我在其现实现前中注视着这个流动的生命，并因此把我自己把握为这个生命的纯主体，我就无条件地和必然地说：我存在着，这个生命存在着，我生存着：cogito（我思着）。”[4]127胡塞尔这里的“自我”绝对不是意识，而是意识之流的统调者，是一种内在性中的先验性。胡塞尔回到先验自我也就是“重新降回到，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思—被思者这个对子的前层次上去，以便重新捕捉住为自己而在并‘持续不断地将自身当作实存者建构’的那种自我本身之生成”[3]298。返回到“我思—被思者”的前层次上去，就是追溯先验自我的发生。但是，胡塞尔认为，“自我的这种生成性描述”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限制，它们之所成立是由于现象学只是处于开始阶段的缘故。可见，胡塞尔仅仅把这一途径当作是现象学的一个临时性的入口。 第三个方向是“历史—目的论的途径”，这是最能够体现现象学的先验限度所遭到突破的一条途径，这条途径就是寻求“先天可能性的历史维度以及真理的原初发生”。按照胡塞尔的观点，理性的终极目的从头至尾地贯穿着历史性，并且特别地贯穿着“自我历史的统一体”，理性就是历史中被生产出来的逻各斯。“历史—目的论的途径”就是“对源初含义的重新的激活”，探讨真理（理性的终极目的）在历史中的原初生成。胡塞尔的这一途径是通过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实现的，因为在胡塞尔看来几何学的起源具有一种例证性的意义，在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中寻求观念对象性的原初发生。德里达认为胡塞尔的这条道路“绝非多种道路中的一条”，而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所以，“普遍生成现象学却是有第三途径预示的”[3]299，这第三种途径应当提供了通往一般历史性之本质（edios）的“入口”。“惟独目的论才能打开通向开端的通道”[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