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共同的雄心：摆脱成见、重建哲学 笛卡尔①与于连②，两个跨越整整三百年的哲学家：一个生活在近代，一个生活在当代；一个是经院哲学之后的哲学家，另一个是释义学和人类学之后的哲学家；一个兼具数学家身份，另一个兼具汉学家身份。所有这些似乎让二者都毫不相干，从其著作的名称上，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一个谈哲学的“方法”，另一个谈到“中国的意义策略”。然而当深入其各自哲学探索之中的时候，我们或许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哲学有令人吃惊的发现。 笛卡尔偏爱数学，用他的话说，对哲学，也就是过去的经院哲学，本来就“没有什么话说”，然而，当他目睹“经过千百年来最杰出的才智之士的研讨，其中还是找不出一件事不再处于争辩之中，因而没有一件事不是可疑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1975：140)③时候，他感到极为失望。因为在他眼里“对于同一个对象可以有多少种不同的意见，都为有学问的人们所支持，而真实的意见却断然不能多于一种”(140)，所以，笛卡尔把一切只不过是或然的东西都一律认为是值得怀疑的成见，为此，他要摆脱成见、寻求真理。而真理，在他看来，只有一个。 更让笛卡尔失望的是，由于一切科学的原则都应当是从哲学原理里面取得，而哲学的原理，是那样不稳固，又如何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任何坚实的东西来呢？然而，在其《方法谈》里，我们看到，幸亏还有一个“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良知或理性。这给笛卡尔提供拯救哲学的一丝希望，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去做的。正如笛卡尔说的那样，在发现从书本里找不到任何真理之后，他“就完全放弃了书本的研究，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可以在我们自身之内或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之外，不研究任何别的学问；于是我把自己余下的青春用来游历……”(140)于是，笛卡尔怀着“信心”和“极大的欲望”去访问各国并和各种身份、各种气质的人打交道，他相信一般人对切身的事所作的推理要比在书房里对思辨所作的那些推理要可靠的多，反过来说，如果在推理中出现什么错误的话，后者的惩罚要来得快些，或者更容易发现其中的谬误。他期待“在命运提供的那些际遇中”考验自己，并留心思考，以便从中获得他期待的“好处”：发现稳固而可靠的真理。因为，笛卡尔的目标只有一个：“应当首先努力建立哲学中的原则”(144)。 然而，究竟笛卡尔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没有呢？一百年过去了，哲学在争辩，或许比那时更激烈一些，康德批判了纯粹理性思考的“幻相”；两百年过去了，哲学还在争辩，或许比康德更猛烈、更彻底，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哲学，并对之进行了“倒转”，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三百年过去了，哲学依然还在争辩，然而，是以“别样的方式”在争辩的，这不仅是说哲学转向了“语言哲学”以及后来出现的后现代的“解构主义”，而是说，哲学遭遇了与其“不同”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存在着，而且是以同哲学一样发达的方式存在着。事实上，在历史上，这种思想并非没有机会与古希腊哲学相遇，然而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二者总是“擦肩而过”。我们所说的这种思想就发生在较之希腊更为“遥远的”中国，或许这种思想在时间上与古希腊哲学并行存在着，或许更早些。总之，如果没有中国，哲学依然还是哲学(形而上学)。 就在笛卡尔游历欧洲的三百年之后，在同一个国家有一个人怀着同一个目标，又在世界各地游历，然而，不同的是，他已经渐渐摆脱了欧洲，踏上了一个“异域”(hétérogénéité)：一个脱离印欧语系和历史的异域；一个具有自身独特历史和同样发达的文本思想的异域；一个因为思想上的遥远距离而较之于欧洲构成“外在”的异域。这个异域在耶稣会士那里提到过，在莱布尼茨和伏尔泰那里提到过，在罗兰·巴特和Marcel Granet那里提到过，然而，在这个人看来，古希腊思想和它并没有因为他们而“相遇”，抑或，只是以梦想的方式相遇过： 梦想，就是认识一种外国(或陌生)的语言，而不理解它：从它那里感知差异，而这种差异永远不被语言表面的社会性、交流或俗性所控制。认识，就是在一种新的语言中主动折射我们语言的不可能性；了解与我们语言不相容的体系；在其他划分和词法的效果下拆解我们的“实在”；发现陈述过程中主体前所未闻的立场，移动其空间；一句话，走进不可翻译之中，经历其动荡而又永远不削弱它，直至在我们之中整个西方都被震撼，父系语言的各种权利摇摆不定，这是从我们父辈那里来到我们之中的语言，而反过来又使我们成为一种恰恰是由历史改造成为“自然”的文化的父亲和主人。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主要概念可以说受到了希腊语言发音的束缚。反过来说，在一种能够启发我们的、难以消除的差异的视点中随光运行，那是多么惬意的事啊！(转引自杜小真，2004：19-20) 这是罗兰·巴特在其《符号帝国》里的一段话，我之所以毫不惜墨地大篇引用，不仅是因为，直到现在去阅读和体会依然令人激动不已，更重要的是，“这段话可以说是我的指路明灯”，于连接着说，“其实，我的哲学梦想就是通过其他途径继续罗兰·巴特的梦想”(杜小真，2004：20)。这是一种要摆脱自身，进入一个异域去探索未知的梦想，而这个异域，在于连看来，只有中国。 在笛卡尔和于连之间，我们很容易从中发现二者的共通之处：摆脱成见、重建哲学的雄心——这是一种在任何时代都应令人钦佩的伟大雄心。然而，当我们具体查看其游历的途径之时，又有明显的差异：一个以数学家的身份在欧洲游历；另一个脱离了欧洲，踏上了较之欧洲更为遥远的中国，首先期待着要成为汉学家，确切地说是带着哲学目的的汉学家。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深入探索其哲学，我们就不知道他们究竟有怎样的命运？还是让我们先看看笛卡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