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1-0006-05 今年恰逢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和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百年诞辰。在中外人文社会科学界，没有听说过他们的人，恐怕为数不多。他们各自发展出的现象学和结构人类学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目共瞩。这里，我仅以“结构”概念为中心，来清点他们的思想遗产，以志纪念。 一、列维-斯特劳斯的经典“结构”概念 列维-斯特劳斯于1908年11月28日出生在布鲁塞尔。少时喜读马克思的著作，思想上转向社会主义。1926年，因希腊文成绩不佳，放弃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后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与哲学。1931年，获哲学教师头衔。不过，注重抽象思辨的哲学研究一直让列维-斯特劳斯感到很压抑。一次，他偶然读到人类学家洛维(Robert H.Lowie)的著作《原始社会》，大受启发，觉得自己的个性更适合研究土著社会的生活经验。从1934年到1938年，他两次前往巴西，对当地印第安人的家庭与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为日后的著述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材料。从1948年起，他先后发表了《南比克瓦拉印第安人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种族与历史》、《悲伤的热带》、《结构人类学》、《野性思维》、《神话学》、《面具之道》等，在欧美学术界奠定了“人类学大师”的地位。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与拉康、福柯、巴尔特一起被视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过，有意思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却根本不认同这种分类。1970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在法国，只有三位真正的结构主义者：邦维尼斯特、杜梅兹勒和我。”① 平心而论，列维-斯特劳斯的夫子自道是有道理的。他所主张的“结构”是同时性的和普世的，而拉康、福柯和巴尔特则更重视同时性的结构在历史中的断裂、重组。根据马塞尔·埃纳夫的说法，②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拉德克利夫·布朗1940年发表的“论社会结构”一文，即社会结构是全部社会关系组成的系统。二是1941年与雅各布森在纽约的交谈，让他认识到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性，即结构就是各种语言成分之间不变关系构成的系统，也即同时性系统。三是布尔巴基学派的“数学结构”概念，即一旦各个数学要素之间的关系符合某些公理条件，那么这些公理条件就构成了模型，通过各种模型就能分析出其中的数学结构。而列维-斯特劳斯就是要用这类模型在各种社会事实中探寻恒定不变的同时性系统。它不仅仅限于一时一地的社会，或者一般的社会领域，而是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所有事实。 用列维-斯特劳斯自己的话来说，界定结构就是“要搞清楚作为结构分析之对象的这些模型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属于民族学，而属于认识论，因为这些界定根本不借助于我们研究的材料。我们认为，要配得上结构这个名称，模型必须绝对满足以下四个条件：首先，结构显现了系统的特征。它就在各要素之中，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了变动，都会引发所有其他要素的变化。其次，所有模型属于一个包含各种转变的组合，其中每个转变对应于同一家族中的一个模型，以至于这些转变构成了一组模型。第三，以上提到的这些特性让人可以预见模型在某一要素发生变动时将会如何起作用。最后，要建立模型，它就必须具有能够覆盖所有观察到的事实。”③ 具体而言，在人类学研究中，人类学家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最详尽地描述观察到事实；然后建立各种模型，而最好的模型就是不仅最简单，而且能够解释所有观察到的事实。而在这方面的典范，就是马塞尔·毛斯的《论礼物》一文。列维-斯特劳斯曾赞叹道：“在民族学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努力超越经验的观察，达到更深刻的现实。社会第一次不再属于纯粹是资料汇总的领域：奇闻、轶事被用来进行道德化的描述或当作博学式的比较的材料，成为一套系统，人们可以从中发现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等价和一致”。④相反，社会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即技术活动、经济活动、礼仪活动、审美活动或宗教活动的产物，而且这些活动的产物可以根据共同的和能够转换的特性进行比较和价值替换。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眼里，毛斯为这一共同的和能够转换的系统提供了最简洁、最有解释力的模型。其意义堪比笛卡儿在近代哲学中发起的革命。 不过，在如何界定这一系统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发现毛斯思想中有抵触其结构分析方法的地方。比如，像“玛纳”和“豪”之类的概念，作为对系统的整体性的反思，更像是一个“流动的所指”或“意义的剩余”，既在系统之内，又逸出系统之外。对于这一悖论，列维-斯特劳斯的解决办法是，人类学家们可以不断地扩张人类的理性，建立意义更广阔的新的模型，把这一流动的所指和意义的剩余涵盖进来。 二、来自梅洛-庞蒂的批评⑤ 不过，列维-斯特劳斯的这种扩张的理性主义很快就招致各种批评和非议。首先是来自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当然，作为好友，梅洛-庞蒂的批评很隐晦，但是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把野性思维(如玛纳、豪之类的野性概念)形而上学地解释为结构方面，梅洛-庞蒂反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因为后者认为，“可以想象有一天，我们可以把有关澳大利亚社会的所有闲置的文件串成卡片，用电脑来揭示它们整个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结构类似于一大组变化”。⑥虽然《野性的思维》是在梅洛-庞蒂去世后发表的，但是这一论断是梅洛-庞蒂不能接受的。因为结构不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概念，所以必须避免给它一个纯粹普遍的地位。梅洛-庞蒂认为，还“存在通向普遍性的第二条道路：这不是从一种严格客观的方法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性，而是一种我们从民族学经验中获得的侧面的普遍性，不断地让自己接受别人和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考验。这就是建构一种普遍指称的系统，其中土著人的观点、文明人的观点和彼此对对方的错误看法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构成一种扩大的体验，让它成为原则上为其他地方和其他时期的人都能获得的体验”。⑦其中，结构只是存在自身展示的方式。它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客观的整体。虽然结构通过各种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结构实现自己，但是，它总是与它们不同，并超越它们之上。作为未完成的作品，它无止境地召唤所有文化去实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