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中，我主要在探讨一些中国哲学的论题，但也从未丧失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强烈兴趣。相反，我一直在尝试将中国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和立场，通过胡塞尔意义上的意识分析加以现象学的理解，以便更好地领会它们。今天我能被允许在鲁汶面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杰出研究者和学者来提出这些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我们今天庆祝胡塞尔的诞辰之际，我希望从中国哲学出发向他的现象学提出我的问题，以便能够见证这一现象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这也是对胡塞尔的一种有价值的纪念方式。我在此不拟论述中国哲学本身，而是要将我在中国哲学中所遇到的问题，摆到胡塞尔的客观的、延续着的精神面前，以期待其回答。 多年来我所分析的中国哲学，是16世纪王阳明及其弟子们所创建和发展的哲学。对他们来说，最终的问题在于：人自身如何能成为圣人，亦即如何能成为神圣的人(holy man)或圣徒(saint)。这些思想家是儒学家，但是这一基本的问题也可以类比于佛教徒的问题：人如何能够成为“佛”或“觉悟者”(an enlightened one)。此乃每一佛教徒的最高目标。这些儒学家询问人之所以成为神圣的人或圣徒的原因、动力、手段和方法。我将汉语“圣人”译为“神圣的人或圣徒”，这个译法可能会遭到批评。有人会反驳说，必须将这个表述译为“智慧的人(a wise man)或智者(a sage)”，因为这个问题关乎哲学而非宗教。不过在中国的精神史上，哲学和宗教并没有原则性的分离。而这些16世纪儒学家们的取向和兴趣，也具有一个宗教的维度。他们的“圣人”当然是“智者”，但也是“圣徒”。我在这里用“神圣”或“圣洁”翻译的“圣”这个字，在汉语里始终处在宗教的语境之中。 从中国哲学的语境出发，我想向胡塞尔现象学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系到为其他的人和动物的某种同感(Mitgefühl)(同情sympathy，或感受feeling)，它对于这些16世纪的中国哲学家来说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道德良知与一个人对自己的意向行为或意向体验的直接意识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关系到冥思的、寂静的①意识的意向性。 一、为他的直接感受(immediate feeling for others) 我在这里讨论的这些中国哲学家将那种使人能够履行神圣行为与生活的基本能力称为“良知”，我译为“原初知识(ursprüngliches Wissen，original knowledge)”。这个中文表述在当代的翻译者们那里得到了不同的翻译：“直观知识intuitive knowledge”(Derk Bodde，中文名为德克·卜德，或德博德)、“先天知识innate knowledge”(陈荣捷)、“对善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good”(秦家懿)等等。我在此只能略加提及，而无法详述翻译上各种差异之理由。当我们的16世纪哲学家谈论“良知”时，他们援引的是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的儒家哲学家孟子。不过这个表述在孟子的文本中只出现了一次，它与人心中的德性(Tugenden)起源之学说有关。孟子区分了四种人类德性，人们大致可以译作“慈善”或“仁爱”(benevolence or humanheartedness)、“社会的正确”或“正义”(social correctness or justice)、“礼貌”(courtesy)和“智慧”(wisdom)。②他认为，这些德性不可能仅仅是从外部人为地灌输给人的，而是被安置在人的心灵和精神(Herz und Geist)中的禀赋(angelegt)③。这种在人的心灵和精神中的德性禀赋(Anlagen)尚不是德性，但却是其开端或萌芽。④所有这些开端或萌芽都被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那些16世纪哲学家们称作“良知”(原初知识)，同时也在与孟子相同的意义上用“良能”(原初能力)这一表述来称呼它们。 孟子列举子女对父母的爱作为仁爱和慈善的德性之开端，但对此起源他也给出了另外两个非常直观的例子，我很乐意从现象学上来理解它们。对他来说这些例子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一个人如果本性或心灵尚未败坏，就“不忍”看到另一个人或者其他某种有感知的动物的痛苦。他在一处说到：“每一个人都有不忍见到他人受苦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突然见到一个小孩子快掉进井里的时候，他一定会感到惊吓和趋向于同情。这不是因为他想和孩子的父母交朋友，也不是因为他想要赢得他同乡和朋友的赞誉，甚至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听到孩子的哭声。从这个例子来看，如果缺乏同情的心，就不是人。”(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 另一个例子如下：一位国王问孟子，他作为一个国王，是否有能力保护其人民并带来和平。孟子回答说，国王有这样的能力，其理由在于如下他听到的关于这位国王的故事。“国王坐在大堂之上，有人牵着一头牛经过大堂的下面。国王看到了，问道：‘牛要到哪里去？’牵牛的人回答道：‘这头牛的血要被用来献祭给新钟。’国王说：‘省下它吧。我不忍看到它在恐惧中战栗的样子，好像一个无辜的人要受死刑一样。’那人问道：‘那么要废除献祭新钟的礼仪么？’国王回答说：‘这当然不能废除。用一头羊代替吧。’”(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孟子·梁惠王上》) 从这位国王的行为中，孟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王拥有使得他能够成为一位好国王的心灵。他对国王说：“百姓都认为你吝惜(杀牛的)花费，但是在我看来，我并不怀疑你是不忍(见到牛在受苦)。”国王同意他，并且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百姓呢？我的国家虽然很小，但是我还不至于小气到吝惜一头牛的花费。我只是因为不忍见到它在恐惧中战栗……所以用了头羊来代替。”孟子回答说，他不应该惊讶于百姓的错误看法，因为他用一头小的动物去换掉了一头大的。“如果你是因为动物无辜被杀而感到不安，那么在一头牛和一头羊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国王也对自己心里的感受有些迷惘。一方面他同意用羊代替牛并非出于吝啬，而是因为他不忍看到牛的战栗，另一方面他也同意杀掉另一头无辜的动物。孟子就他的感觉和看似矛盾的行为进行启发，说到：“你看到了牛，但是并未看到羊。一位君子对动物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一旦他看到它们活着，就不忍看到它们去死，而一旦他听到它们的叫声，就不忍吃它们的肉。”(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於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