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1-0070-06 时间问题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对时间问题的思考方式、构建方法、解决路径虽不甚相同，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某种逻辑关联。这一逻辑关联概言之，即从亚里士多德经奥古斯丁和康德到海德格尔直到后现代，时间问题逐渐由外在的自然转向人的生活。时间问题在解决不同时期的哲学理论困境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时间的命运始终与“存在”、哲学的命运相生相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对“存在”的追问要以时间为其提供可能性境域。“‘存在着’这个词究竟意指什么？……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存在’意义的问题，而其初步目标则是把时间阐释成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1](P1)询查西方哲学时间概念嬗变的逻辑线索，我们得以窥见西方哲学由关注外在的自然、神、理性的本体论哲学，归宿于提高人的形而上的精神品位的价值追求。 一、从逻各斯、现象到意识的时间演绎 古希腊哲学执著于对“逻各斯”本身(logos)的追寻与探讨，从巴门尼德力图从“真理”与“意见”对立角度来说明“逻各斯”的本真性质，演进成柏拉图关于理念论的“现象——本质”的独特对峙，最终形成了亚里士多德对“物理学之后”的规定。“后”意味着“超越”，“物理学”意味着自然科学；超越物理学指向超越自然科学之上的终极存在，形成关于“存在之存在”的最高知识。亚里士多德则尊称它为“第一哲学”，后人称其为“形而上学”。“第一哲学”蕴含着在“存在的存在”的根基之处的科学、神学与哲学的一体性关联。“它对于每一个存在物而言都是真的，并且构成一切论证和推理的基础。它们最终以本体论，神学和普遍科学为人所知。”[2](第1章，P3)在“第一哲学”中，神是“最高的目的”，它既是“自然”的本原，又是人的“本体”，这一哲学样式将“人”与“自然”置放于“神”之下。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古希腊哲学执著于对神的本体论证明，以此来为神学确认其合法性根据的同时，也为人的存在提供终极基础。 古希腊哲学对时间问题的探寻与追问，体现了神学本体论的特征。哲学史上第一个关于时间的定义，由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提出：“时间是第一个有形体的本质。”[3](P304)其意为时间是火的变化，即时间是变化本身。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活”意味着变化，变化就是时间，因此整个世界都展示于时间中。但是活火本身的变化造成了事物的“一切皆流，万物常新”，[4](P23)使整个世界陷入变化无常的不确定性中。而哲学恰恰是为了获得某种关于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即真实或真理)，于是哲学必然要将“变化”排逐出去，时间因此必然被放逐。巴门尼德仍然延续了“时间就是变化”的时间观，但是他开始转向对世界“确定性”的思考。他提出真理之路在于：只有存在者(有)存在，不存在者(无)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不存在者的存在是不可能的。[4](P31)但这条真理之路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是无法获得的，它只能在人的思维世界中实现，“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4](P31)这样，巴门尼德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的翻转：在思维中的存在者的存在才是真实的，存在者的存在必须在思维中才能获得其确定性而加以把握。于是时间被排除于“真理”之外。 柏拉图发展了巴门尼德的哲学理论，将真理与意见之路演进为“理念世界(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现实世界)”。理念世界是不动不变的，是真实的世界；现象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是不真实的世界：两个世界之外存在一个造物主，他以理念世界为模型，通过印刻某种原始混沌的物质制造出现象世界，因此现象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至此，西方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柏拉图这里得以确立。以二元对立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来探寻时间，其结果必然是现象世界中的时间不是真实存在的，它只能是对理念世界中“永恒”的摹仿。时间是由造物主(神)“摹仿那永居统一的永恒，创造了永恒的摹本，摹本要按照定数运动，这个摹本我们叫做时间。”[5](P382)柏拉图关于时间的概念，一方面将时间作为“摹本”仅存在于现象世界，仍持守着“时间就是变化(运动)”的传统时间观；另一方面，他对时间的起源问题做出了根本性的规定，即时间是造物主根据“永恒”理念在某种原始物质上印制的摹本。 与柏拉图对造物主的无限崇拜相异，亚里士多德专注于“第一推动者”对运动和时间的无限作用。第一推动者即是最高的目的与形式——神，但这个神不再是柏拉图式的造物主，而是自然性质的神。“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最重要特色在于，……这种目的论总是被设想为自然中所固有的。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通过引入世界灵魂和第缪求斯所完成的东西，在这里通过一种自然本身所固有的合目的活动予以解释。”[6](P194)亚里士多德将“第一推动者”视为运动的源泉，在柏拉图的时间观基础上发展了时间问题，他仍然在现象世界中探讨时间。他在《物理学》中提出时间的概念：时间是计算前后出现的运动得到的所计之数。[7](P124)从此开创了西方哲学史影响深远的“物理学—神学”时间观，呈现出关于探讨自然运动变化的终极知识论的理论特质。之所以是“物理学—神学”时间观，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仍然是神学背景下的时间观，因为自然万物的运动要以神作为第一推动者，而运动是产生时间的前提条件。亚里士多德在时间的本质论述中，否定了柏拉图的“时间就是变化”的时间观，提出“时间既不是运动，也不能脱离运动”，[7](P124)并且时间与人的意识相联。时间与运动相联，这就使时间在运动之中得以存在；但时间与人的意识相联，又使时间在运动之外得以存在并与人相关。这一论断是具有重大的开启意义的，它将柏拉图的时间本质问题由外在的现象世界(自然世界)开始转向人的意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