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9)02-0067-07 一、“英雄时代”的结束 欲知今日西方哲学的特质,就应知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和变迁。19世纪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之为“科学的时代”,因为正是在这个世纪,自然科学最终走向成熟和完善,社会科学真正诞生,并且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推动了整个工商业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从哲学史的角度看,19世纪的知识、文化和社会氛围激发了哲学家从整体上解决问题的激情,结果是各种“体系哲学”的出现。我们熟知的黑格尔、谢林、费希特、叔本华、海克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格主义、幸福主义、进化论、功利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最近,美国著名哲学家N·雷切尔(Rescher)在其《哲学推论》(Philosophical Reasoning)一书中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下面我们对他的观点做一简单的介绍。 在雷切尔看来,“体系哲学”和“反体系哲学”之间的博弈构成了最近百年哲学的图卷。他认为,体系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其研究范围(或主题)的无所不包,而是其核心思想都围绕着一个单一的、铁板一块的组织原则来构建。这种哲学风格还一直影响到20世纪初的哲学家,如G·E·摩尔的直觉主义、罗素的中立一元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战后欧美的思想氛围是否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哲学家告别了体系哲学,实证主义、虚无主义、现象学和诠释学兴起。这些新的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告别了哲学的思辨,把目光放在自然科学、文化研究、语言和逻辑、日常生活背景上。诚如雷切尔所说:“他们把世界的事实性安排(如科学或日常生活所反映出的一样)看成是最终的和自足的,而不要求——甚或承认——进一步的哲学性奠基或证明。”[1](P260)换句话说,各种反体系哲学相信“事实本身”,把“单一原则”看成不必要的虚构,看成哲学思想的“伤害原则”。这在“拒斥形而上学”和“现象学悬置”等口号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但雷切尔也指出,哲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大约在1920年至1950年间,在整个否定主义的思想氛围下,还是出现了复兴体系哲学的迹象。人们仍渴望对传统哲学所关注的真理和价值问题进行新的哲学解释。东方哲学、希腊古典哲学、天主教哲学、精神分析、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纷纷吸引了人们,应用伦理学也在此时兴起。似乎“复兴体系哲学”的幽灵还徘徊在西方哲学界,“渴望深刻”的意识挥之不去。 然而,简单地复兴传统体系哲学却遭遇了文化发展的新问题,使得这场体系哲学的复兴运动胎死腹中。那么,影响体系哲学复兴的因素是什么呢?雷切尔认为,简单说来,就是“知识社会”的来临。“知识社会”这个概念并无新意,但人们对它对哲学的意义却反思不够。它意味着以下几点: 1.知识的爆炸:大量新的科学分支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思想框架,哲学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以物理学为例,1911年物理学包括20个研究领域,而到了1970年则达到了210个研究领域。这个数目目前仍在增加。其他科学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2.形式科学(数学、逻辑学、计算科学)中系统的多样性:形式科学不再是单一的整体,各系统间不再兼容。 3.复杂性现象弥漫开来:随着新物理学的兴起,我们的宇宙图景发生了根本改变,如亚原子物理学中“物质”的非物质化,量子物理学中因果性的复杂化,宇宙起源的新理论,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兴起,生理心理学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出现等。 4.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得到确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知识的局限,如哥德尔证明了数学系统不能包括整个算术,塔尔斯基证明我们的语言不能包括整个真理,我们的粒子加速器不能把粒子加速到光速,我们的冷却设备不能获得绝对零度。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一种新的哲学观的诞生:用一个简单的、单一模式是不能解释这个复杂世界的。 这样,西方的哲学风格再次发生变化。雷切尔认为,这一变化可用“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这个词进行刻画。特殊主义风格的哲学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1.对特殊的小问题不再用普遍的理论和宏大的思辨结构来解释,而是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 2.关注话语分析,注意语言学的微观细节,分析语词、语句、具体论证和推理的各个细节。 3.不再关注传统哲学的“大问题”,哲学的问题变得具体而微观。 4.注意技术,使用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分析技艺。 5.“贩卖可能性”,即使用思想试验的方法,优先考虑假设性的例子和场景,不关注真实世界,而关注虚拟实在。 可以说,“技术性”、“琐碎”和“虚拟性”是这种哲学风格的最突出特征。例如,用语言使用的真值条件来分析哲学概念,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认知和理解的能力,用社会政策和规范来解释人的循规行为等。这种风格的哲学成为英美50至70年代哲学的主流,在英国以J·奥斯丁为代表,而N·古德曼则是美国的著名人物。这时哲学家手中的工具就是语义学、模态逻辑、计算理论和学习理论等。与此同时,所谓“应用哲学”应运而生,它们关注的同样是一些“小问题”,如经济正义、社会福利、生态问题、流产、人口政策、动物权利、女性主义哲学、文学的哲学、国家防卫和战争伦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