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9)01-0004-06 在托马斯·墨子刻的权威著作《飘越太平洋的云》(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一书开头，他如此概述了他所谓的“反思性与文化模式的悖论性结合”： 这本书基于如下这一前设，即对于如何推进政治生活的思考既不可能是一个封闭文化系统的产物，也不可能来自于一种作为普遍认知能力的理性——借助这一理性，所有的人都试图把握并反思客观实在性或普遍的原则。我坚持认为这两个维度在每一个人的思想中悖论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我反对以下两类人的观点——那些只沉迷于文化的西方学者，以及那些忽视了反思性如何被不同的文化模式所塑形的西方及中国知识分子。[1](P13～14) 墨子刻学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对“话语”(discourse)的关注，他用该词来标记各种“我们群体”(we-groups)所分享的语言、所关切的事物以及“毋庸置疑之事”(indisputables)。换言之，那些把彼此看作共同体一部分的人们分享了一些在他们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合理的、无须加以辩护的约定(commitment)。①《飘越太平洋的云》一书的一个中心论题在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们——无论他们存有何种差异——实际上均是一个单一共同体的成员，他将这一共同体的表达模式标记为“话语＃1”。与此相对，大多数西方政治思想家则参与了“话语＃2”，在其中毋庸置疑之事主要来自于他所谓的“伟大的现代西方认识论革命”，或GMWER(Great Modern Western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而另有一些西方思想家则坚持一种更为古老的对真正政治原则的探寻，墨子刻将其称为“话语＃3”。② 而墨子刻自己在这一图式中位于何处？尽管他把自己看作伟大的现代西方认识论革命(GMWER)的后裔，但他也同时对“话语＃1”中的若干重要方面感兴趣并从而排斥“话语＃2”中的核心结论。那么，谁又构成了他的“我们群体”呢？本文在这里想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和笔者是同一话语共同体的成员，或我们至少属于两个高度重合的共同体。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论述，笔者从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那里所获得的对话语和约定的理解极好地与墨子刻的目标相吻合；事实上，笔者认为甚至比他自己正式提出的方法论还要更好些。在说明了这一相合后，本文将进一步探究“包容性背景”(inclusive context)相对于“分化”(disaggregation)的价值，并从而表明，笔者和墨子刻之间的这一差异既是一个规范选择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种经验上的意见不和。实际上，在观察到了相同的事实整体并在其中存有多少趋异这一问题上我们并没有产生分歧。相反，我们原本就是带着不同的问题和目标去探究这一可能事实的整体。设想某人在寻找一块能够坐上去的平坦地，那么他可以在象背上找到它；假如某人正寻求一个危险处，大象的蹄子也能帮助他。我建议，我用“分化”一词所标示的方法必须谨慎地得到使用，同时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墨子刻所极力向我们表明的主张。然而，如果我们希望从另一个人那里学到什么——而不仅仅是了解他——分化是我们最好的策略。 让我们从墨子刻有关语言的若干重要论断开始。他认为在历史或当下的话语中存在着三种基本的自身理解：(1)这样一种信念：理性能够提供有关现实的知识，而语言则无法阻碍这一进程；(2)一种被他称作“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态度：意见与任何客观实在性都无必然的联系；(3)他所倾向的观点，也即这样一种信念：我们的语言必然被我们的“毋庸置疑之事”所塑造，但除了我们所使用的语词本身，语言与现实之间并无可靠的联系。他指出，唯一在经验上可行的对规范(norms)之本质的假设在于：“一些口头表达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而另一些则是毫无意义的”。[1](P535)尽管墨子刻倾向于上述第三种观点，但该观点也令他感到不安，因为它切断了与一种根基的联系，这一根基是一些中国思想家（如唐君毅）为了促成坚定的进步——也即，为了看到“事情应当怎样”——而坚持的真理。此外，在本文看来，选择第三种观点虽然回应了已存于我们毋庸置疑之事中的张力，但它很难使我们看到“反思性”或“批判理性”的意义所在。但假如我们的毋庸置疑之事彼此之间处于紧张关系中，它们还真的是毋庸置疑的吗？的确，在《飘越太平洋的云》一书的较后部分，墨子刻同意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观点：“我们所有的信念都是轻而易举获得的，尽管并不是一下子”。[1](P727)其中的问题在于，第三种观点因此而陷没在了上述观点(2)之中，并且在我们的批判理性中将不存在任何至关重要的东西，除非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语词的确关涉(about)某种东西：除非我们的断言并不仅仅为了与我们毋庸置疑的事情相符合，它们同时也是为了能够真正地说出某种正确的或真实的事情。 但是，难道这不意味着回到了上述观点(1)?并非如此，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它是为了解决我们的两难问题而度身定做的。罗伯特·布兰登的语言哲学是建立在约定间推论性的联结(inferential ties among commitments)这一观点之上的，它很好地取代了墨子刻所谓的毋庸置疑之事。一些约定将会较强地被保留，另一些则不然。奎因(Quine)著名的例子“网”——在网中核心的信念比另一些更难被驱逐——有助于我们此处的理解，尽管约定和信念并不相同。我们通过所做的事情而践履着约定，这并不仅仅包含我们说出的话语，同时也包含了行动。约定通常来自于我们的话语和行动，而我们却没有明确地觉察到这一点，尽管一旦它们被明确化，我们也常常会赞同它们。③的确，布兰登的模型所提供出的重要好处在于：通过将语言使用看作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他得以把语言活动理解为一件始终缠卷在实践世界中的事情。语言并不是自由地飘浮于世界之上，而是世界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