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8)06-0017-08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呈现繁荣兴旺的景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困惑。如何进一步更好地开展西方哲学研究?从学科建设、学术层面来看,笔者认为,应当注意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多重关系、多种视角,或者说,要从多重关系之中,用多维视角展开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其中既有西方哲学内部的多重关系多维视角,也有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以及与其他诸多学科之间的关系或视角。 一、前黑格尔哲学与后黑格尔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重心在黑格尔之后的哲学,这个倾向一直延续至今。对外开放的序幕一拉开,就迅速出现萨特和存在主义热,并与随之而来的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汇合,急剧升温,由高校扩散到社会,呈现普及流行的态势。在遭到严厉的政治性批判后,又迅速降温。但是,对西方哲学的渴求和兴趣并未消解,而是回到了学术领域,向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扩展,现象学和解释学等成为研究的焦点,胡塞尔、伽达默尔的哲学备受学者青睐,而海德格尔哲学研究更是独占鳌头。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并肩而行。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列维纳斯等也相继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热点。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后黑格尔哲学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主流,即使不算热门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也比前黑格尔哲学更受关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虽然比不上海德格尔哲学研究那样热,但依然是一个亮点。在此期间,前黑格尔哲学研究大多是教材性质的通史,个案研究只是少数,当然,康德哲学研究是其中突出的热点,这与康德哲学在前后黑格尔哲学中占有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有关。近年来,前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研究成果引人瞩目,关于Being(“存在”或“是”)问题的讨论将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理解引向深入,对黑格尔实践哲学的研究也逐步升温。在西方哲学研究界,学者们都懂得前后黑格尔哲学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不重视不清楚前黑格尔哲学必定会阻碍我们对后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和把握。 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间,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集中于前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后黑格尔哲学则是一片荆棘丛生之地,基本上被划入禁区,仅有的一些研究都是高举批判大旗,都只是当作反面教材,问津者寥寥无几。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了个逆转,后黑格尔哲学成了一块被开发的热土,前黑格尔哲学则相对冷落。这种冷热的转换折射出我国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反映了哲学研究受社会状况的影响和制约。但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学术研究自身的逻辑和法则,懂得了更加自觉地、理性地处理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应该将前后黑格尔哲学研究连成一线、融汇一体,没有明显的冷热厚薄之分。当然,在一段时期突出某个重点,那是无可非议的,这属于另一个话题。 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的研究应当充分注意哲学思想的连续性、前后继承性。要理解后黑格尔哲学必须了解前黑格尔哲学。不充分理解前黑格尔哲学中的本原、实体(本体)、本质、原因、质料与形式、潜能与现实、共相与殊相、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等,就不可能理解后黑格尔哲学中的反实体、反本质主义、反主客二元分立、反理性主义、反形而上学等思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大师们的思想,是我们研究任何当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问题都绕不过去的。当然,反过来说,前黑格尔哲学也只有置于后黑格尔哲学的视域之中,或者说从后黑格尔哲学的视角去考量、分析前黑格尔哲学,才能更好地彰显前黑格尔哲学的意义和价值、正确与谬误、合理与不合理,也才能真正理解和领会他们的哲学思想。这也就是说,实行前后黑格尔哲学研究的互动,必将产生互解互通的效果。如果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作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就一定能更加清晰地看出两者的异同,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两者。我们应该明白,在学科分类、课程设置中,为了某种目的而将连续的整体划界划段,决不意味着在学术研究中将它们割裂开来,分而治之。 二、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 后现代哲学大概是通过罗蒂著作的翻译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到我国的。开始时人们疑惑不解,后来逐渐得到理解,而今已成显学。与后现代哲学相依的后现代主义不仅是哲学研究热点,也是文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随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为学术界所关注,后现代哲学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里所说的现代哲学指的是文艺复兴以后从法兰西斯·培根、尤其是从笛卡尔开始至今的西方哲学,是与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的。所谓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萌发孕育于现代哲学之中。从19世纪中叶黑格尔哲学解体起,后现代哲学思想开始显露并逐步成长,至20世纪下半叶发展成为强劲的思潮。当然,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把“后现代”理解为“现代”已经结束之后的一个新时代。事实上,所谓后现代哲学也还是依存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不过是在西方现代化走向成熟并呈现种种危机,也就是晚近资本主义时代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当然,不能认为后现代哲学已经取代了现代哲学,在当代,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并肩而存,竞相争锋。 西方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的四百多年间哲学思想丰富多彩,西方学术界统称为“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我国学术界则将前两个半世纪称为“近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而将后一个半世纪称为“现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这样划分的理由,一是19世纪中叶即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当然也是哲学上的根本性的变革;另一个是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哲学自身也发生重大变革或转折,尼采哲学是其首要标志。根据这两个理由来划分是可以的,但同时也会使我们在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上带来一些问题。首先,Contemporary是指“同代的”,按词义就得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内容排除一大半。更重要的是,这样划分会使人把19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哲学理解为已经完成了变革或转折、因而是与“近代哲学”(指从17至19世纪中叶)不同的一个新时期的哲学。就像“近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古代哲学是不同时期的哲学一样。然而就西方现代哲学自身发展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变革或转折是要有标志、标准或原则的,不能因为一个学派或代表的哲学思想、观点与以前的哲学不同就可算是变革或转折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发生迅猛而巨大的变化是必然的,哲学上提出种种新异的思想观点也并不奇怪,但若要划分为另一个历史时期则应慎重。后现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在思想观点上有很多很大的差异,甚至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变革或转折。但另一方面,两者在思想观点方面又相互渗透、相互融通,呈现一种胶着状态,很难用一个明确的时间界线把后现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划分开来,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时间概念将后现代与现代区分开来。由西方现代化所引发的全球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全球的现代化,从全球的视野来看,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处在现代化的初期甚至起步阶段,因此,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来审视,把“后现代”确定为现代之后的新时期显然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