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饕餮——旧武侠时代 如果我们认为从太史公的《游侠列传》开始，中国就有了武侠文化，未免有些自欺欺人。史学意义上的侠与浪漫传奇的侠文化是两回事，正如酒和酒文化一样。侠是一种行为模式，一种社会现实，侠文化则是对现实的精神升华。 最早的侠是“死士”，像荆轲、聂政之流，受尽主人恩惠，成为刺客，或者是孟尝君门下的鸡鸣狗盗之徒。这批人在当时属于破产的精神贵族、有闲阶级，平日里跨宝剑骑骏马、吆五喝六、醉生梦死，我们在今天已经很难把他们认同为“侠”了，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是为报私仇，就是为统治阶层争权夺利而效命，没有一点“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气魄，大都是市井流氓或亡命大盗而已，但他们确实是原始意义上的侠，受百家攻击的“社会动乱分子”。 侠在盛唐才算是真正地从“地下”走出来，把狭义的复仇精神和一股子戾气化掉，与上层的精英文化结合得越来越深，成为中国文化人格不可缺的一部分。当时的民间小说、传奇、平话中有很多奇妙瑰丽的武侠故事，盗盒红线、昆仑奴、妙手空空儿、虬髯客，这些人物几乎已成为现代武侠小说中人物的典型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行侠仗义，弘扬正气成为主要行动目的，武只是辅助手段而已。宁可无武，不可无侠。要做到“武”很容易，有两膀子力气、几手功夫就可以，“侠”却难得多，不仅仅是有武艺、讲义气、肯舍己救人的人，更广义地拓展到保家卫国、仁爱天下的文人将相；一诺千金、扶持正义的绿林豪杰。武功的高低在小说中，仅仅成了架构情节、铺叙过程的中介物。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盛唐时代，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弥漫了整个社会，“侠”被儒化、被道化、被人格化。文人们出入边塞、习武知兵，盛唐的著名诗人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弓刀马的生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颇为相似。直到玄宗时代的李白，依然是“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一幅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气度跃然纸上。他写得高兴，我们读得也高兴。这种强健的文化人格，决不是宋代以后那些文弱书生或谦谦君子能兼备的。 经过宋朱理学、元明暴政，一直到清后期的黑暗统治，武侠精神几湮没于市井。盛唐光明磊落的布衣游侠，延续到蒲松龄笔下的《大铁锥传》，侠气渐消，鬼气渐增，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于旷野荒郊杀盗贼，掠其财宝，大有“黑吃黑”的气概。明未清初的公案小说，真正写侠的不多，大多是武而非侠，是官府的走狗而非救国的大侠。公案小说中的侠客多半生就一幅奴才相，另一部分则满口江湖黑话，杀人放火无恶不做，是盗跖所为。官兵抓强盗，本来就和武侠精神不沾边。 到了民国这样一个混乱动荡的时代，国家没落，社会腐败，现实中的一切带给人们的都是一种绝望和希望揉和起来的尴尬与无奈，武侠文化便成了类似好莱坞“造梦工厂”一类的精神麻醉剂。还珠楼主与平江不肖生创造了“除暴安良”的虚幻武侠模式。“飞剑取人头”、“口吐白光”，光怪陆离的武侠世界恍如神话，实际上还是没有走出《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的套路，只不过多了些血腥气而已。 只有走到了今天，中国文学史上缺乏英雄史诗的空白，才被金庸成功地填补了。金庸的小说直接继承了唐时侠文化的传统，借人物之口说出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满腔热血，只为神州千万百姓而洒”。完满而自觉地体现了侠义精神在中国文化人格上的力量和魅力，开创了一个新的武侠天地。 将军只爱钱，皇帝但吃酒——乔峰的悲剧 传统文化总是爱莫名其妙地屠杀异己、唯我独尊，“天朝”的心理，似乎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逝去，让人恨恨不已。平心而论，中国的文学传统并不很好，比较古希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我们的上古英雄神话很不发达。现存的“女娲补天”、“盘古创世”，都是来自西南五岭的苗族和侗族，汉民族没有留下古典英雄主义史诗。戏剧的兴起太晚，小说的起步又太低，甚至我们的长处——诗和赋与印度同时期作品《吠陀》放在一起看，《吠陀》1017首，份量比《诗经》大得多，以歌颂和探寻人类智慧、宗教信仰为主题，而《诗经》的主要成就在于男女艳情上。敦煌的流光溢彩、唐诗的斑斓，又得益于佛教等西域文化的传入。纯粹中国的传统，骨子里是反艺术的，是实用主义的，是各扫门前雪的。一个过早成熟、过早丧失了天真的美丽、过于讲求实际的民族，走了几千年还走不出封建社会的圈子，道理也就在于此。其实诗何必古选，言何必先秦，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不同认识，有了《西厢记》，就有了《红楼梦》，有了评话传奇，为什么独难容于武侠小说？为什么总把武侠小说贬出中国文学史？为什么历代史书评传都爱围攻武侠精神？无他，在于武侠精神露骨的直率，使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士大夫式的虚伪遭到暴风雨式的闪击，使他们感受到超越道德礼义的自由人格之豪迈健壮，把假道学、假才子震惊得近乎狂怒了。 如果把金庸的小说拿来，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有武之侠时期和不武之侠时期。金庸前期的作品，还未摆脱实用理性在侠义精神上的束缚，极力强化民族矛盾，拥护汉人政权，宣扬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使主人公置身于矛盾斗争的漩涡之中。其中，乔峰的悲剧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乔峰作为一个英雄人物，近乎于高大完美，他忠君报国，为民请命。他的死，在于民族矛盾的纠缠上，在于自己是契丹人还是汉人上。究竟该忠哪个君？报哪个国？忠君报国的行为合乎侠义吗？乔峰没想明白，空有一身绝世武功却被搞得人格分裂，只好自杀身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对乔峰的死也是无可奈何的，乔峰没想明白，意味着金庸也没想明白。乔峰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性格的悲剧，更重要的在于一个中国千年来传统文化人格的悲剧，对乔峰悲剧的探索，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透过传统文化去看清武侠精神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