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挑战来自于国际。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呈多元发展趋势。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出现，西欧、南美、东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是这股潮流的代表，少数大国垄断国际市场的局面已被打破，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形成，跟随经济多元而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多元和并立。曾经风行一时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业将成为历史，过去，人们习惯于唯西方马首是瞻，可谓旗东则东，旗西则西，几乎一面倒。现在不同了，实现经济腾飞的后工业化国家逐渐意识到确立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开始反省、挖掘自己的文化。人们发现，离开了文化复兴这重要的一环，在国际舞台上到头来只能是做别人的应声虫、传声筒。民族振兴必须在经济起飞的同时实现文化复兴，这是一条客观规律。与此相对应，西方文化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进入后现代阶段以后，出现了严重危机，正在痛苦地寻找出路。两个方面合起来，构成了世界文化重新调整和多元选择的局面。 当前，我国的文化也在面临严重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悠久的文明和传统，在吸收外来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本民族文化与现代化接轨的问题。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要求有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清楚地了解本民族的国情；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需要增强民族自信心。这两点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显得越来越突出。目前，来自社会上的文化现状又提供了一种更迫切的需要，在社会急剧转轨的形势下，人们过去形成的价值观念、信仰模式、道德标准均在发生严重动摇。由于多年来我们对文化建设的忽视，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这种文化的无序状态更加严重和深刻。中国实际上处在一个文化危机的时期。 中国的文化问题全部纽结在一个关节点上，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属于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传统决定了我们民族一切重要的特点，它比任何外来文化的影响都要大得多。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其中很多东西又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负担比其他后起的工业化国家都要沉重，任务也显得更加艰巨。但是，作为同一问题的另一面，中华文化又是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它包含着人类最高的智慧，是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能实现与现代社会的接轨，将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世界的未来都是一个巨大贡献。因此当前的文化挑战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一次契机。我们必须看到这一问题的双重性。 20世纪近100年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基本上是持批判态度，斥之为封建主义的文化，自“五四”到今天，这种批判态度基本上没有改变。现在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传统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几代人为的批判就可以消灭的，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无所谓先进和落后，它是这个民族生存态度和方式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生命智慧的结晶。如同一棵大树，末端某些枝干或许会枯死，但扎于大地中的根却依然健在，还会随着环境的转换生成新的枝干。消灭传统的想法，好比企图将整棵大树连根拔起，如此，整个民族的生存依据也就失去了。这是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我们过去也讲“扬弃”，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地从事文化建设工作，这就延误了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接轨。所以我们需要从根本态度上来一个转变，即对传统文化采取一种积极的、建设的态度，把传统文化视为一个生生不已的母体，从传统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成分，以此为主要根据来创造今天的新文化。由否定、批判转为认同和建设，这就是今天应有的积极态度。 传统本是无处不在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立传统文化还有什么意义呢？应该看到，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性质的传统。凡是没有被历史带走的、仍然存在于今天生活中的文化因素，属于自在的传统，比如风俗、语言、服饰、烹调、以及被人们广泛阅读的文化典籍等等。还有一种是自为的传统，它是经过提取的、与当代生活发生内在联系的文化因素，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动力、方向，并组成现代公民一般的价值判断标准。这种传统是一种生成的、具有辐射能力的文化因素，它不是现成的，有待人们去发掘。我们要确立的是后一类传统。后一类传统实际上属于再创造的新文化，它从传统中生发出来，又与当代生活融为一体，经历史的流变，又逐渐地转化为前者。那么怎样才能建成自为的传统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实现文化精神的还原。一种文化，必有它的原发型因子，它属于民族精神当中深沉的存在，决定了这个民族基本的价值态度。在这些因子的基础上，才会生长出各个时代具体的文化内容。具体的文化内容是相对的、短暂的，会随着时代的迁移而过时，过去我们批判的就是这些业已过时的文化因素。因为分不清原发因素与生成文化，人们往往将前者也归入后者，这是错误的。我们称这类原发型的文化因子为文化基因，文化基因也就是价值原型。文化基因的形成与一个民族的人种、生存环境、原始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形态等多种因素有关，一旦形成则具有恒定性。要弘扬传统文化，就需要从传统中剥离不同时期的历史内容，实现文化的还原。在此基础上才能重建自为的传统，创造新时代的文化。文化基因一般包含在某些核心性的基本概念当中，这些概念都是由历史上的哲人们提出来的，它们往往含有两层意义，一层是恒久的本原意义，另一层是具体的延伸意义。对于这些基本概念的挖掘、分析和整理显然是文化还原最重要的工作。 在中国古代为数不少的基本概念当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三个概念，这就是“仁”“自然”与“中庸”。“仁”的概念是孔子提出来的，它的本原意义是，人对于本族类的依归和认同。这里面包含两个内涵：一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人当以互相依存作为生存的根据，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二是人的价值完成应该通过造福他人和群体来实现，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个意义都建立在人的本性，也即本能需要之上，这就是爱。孔子强调的爱，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它是人类群体生存的纽带，也是人的最高实现的归宿，所谓“仁者爱人”，“仁，人之安宅也”（孟子）。中国历史上以农耕型的氏族村落经济为主，家族为基本的稳定的生产单位，故尤重群体关系（墨子的“兼爱”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孔子认为，人类的功利活动和认知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手段，它们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东西统摄它们，这个东西才赋于人的生命存在以意义，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就是仁爱。人的一切必要的功利追求和智慧发展只有归之于此，才算有了“安宅”，人的灵魂才真正有所依归。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扩大功利追求、强化生存竞争、发展外向知识的过程，从这个客观趋势说，“仁爱”就具有着不可估量的、恒定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我们民族基本性格的体现。而孔子出于当时的历史需要，赋于仁以“克己复礼”等等的内容，则属于伸发的，有时代针对性的内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