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文化与生产力的密切关系早就是国际学者共同关心的课题。中国的学者、官员、企业家们亦已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但仍未穷其机理、尽窥底蕴，相应的对策方略更需建树。为此，中国生产力学会、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委讲师团、贵阳市委宣传部等六单位以“文化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和应取对策”为主题，于1996年5月23日至28日在贵阳市共同举办了“全国第一次文化与生产力学术研讨会”。全国21省市的80多名学者出席并提供了近50篇论文。刚刚向社会奉献了颇有理论深度的专著（文化经济论稿）的贵州省文化厅厅长王恒富主持会议。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致函阐述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国际经济协会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罗元铮出席并作学术报告。 会议组织评委会对收到的论文进行了评审，甘肃王文学、刘进军以及青岛殷庆威、潘江业合写的两篇论文获一等奖，14篇论文分获二、三等奖，一些教授级专家的论文获荣誉奖。人民出版社已经同意将这些论文编辑成册在年内出版。 会议期间分别组织了各15位左右专家参加贵州省和贵阳市的经济发展咨询座谈会。会前主办单位曾给部分代表寄去有关资料或提出咨询任务，代表们作了充分准备。省市有关负责人（政府秘书长、经委主任、科委主任、有关部局负责人等）认真听取发言，并认为发言质量高，很有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有的负责人当场表示今后还要邀请某些专家再来贵阳详谈他们的高见。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文化报、人民出版社等中央宣传媒体，都派了部主任以上负责人和记者参加会议，贵州电视台、贵阳电视台、贵州日报、新华社贵州分社、贵州都市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贵阳晚报等，派了记者参加。它们都已经或即将报导会议的有关内容。 贵州省和贵阳市党政领导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同志于会前接见了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薛永应，听取了有关的汇报，并对不能亲自到会表示歉意（省委常委会研究重大问题）。省委特别委派副书记王思齐同志专程赴会发表讲话。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王三运同志致欢迎词（后因同样原因改委托市委副书记张健代为致词）。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常征，贵阳市委副书记、贵阳市市长刘长贵，贵阳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张健等同志出席开幕式或闭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贵州省副省长龚贤永在会议开幕前到宾馆看望会议代表，介绍贵州省情，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主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薛永应、王恒富、黄钧儒、萧先治、冯祖贻、张雄龙、郭华玲等同志始终参加会议，并分别主持大会和仪式。 代表们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它在全国第一次郑重地、科学地从学术的角度和理论的高度把文化与生产力联系起来，沟通起来，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文化学理论，并必将有助于我国生产力迈上新的高度。过去，我国理论界和实践家们分别研究了文化和生产力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文化学与生产力理论没有联姻，没有融合，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化生产力”理论，因而既未能更科学、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社会文化现象，也未能更科学、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社会生产力。今天，文化学家们开始用经济学家（特别是生产力经济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化现象，经济学家们也开始用文化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社会生产力，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将开辟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 代表们提出了一系列颇有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的观点： （一）大文化观和大生产力观。大文化观认为，把文化仅理解为文学艺术和知识体系是很不够的，文化有三种形态，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文化包含六大家庭，即科学技术、教育培训、卫生保健、体质培育、文学艺术、观念风俗；文化有五大功能，即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媒介功能和经济功能。只有用“大文化”的观点才能准确地概括当代文化的本质和范围，只有遵循大文化观才能正确地处理当前面临的文化问题和生产力问题。大生产力观认为，社会生产力不是几个生产力因素的简单加总，而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的系统，是各具特质的生产力因素在特定的结构方式和数量配比下，在适当的空间和时间内形成的，能够创造特殊使用价值或提供特种劳务的、多层次、多侧面、多领域的，复杂而多变的有机系统，是由文化力（首先是科学力）、劳动和和自然力合成的一种社会力量。只有用“大生产力”的观点才能准确地概括现代生产力的本质和范围，只有遵循大生产力观才能正确地处置当代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二）文化是生产力之魂。在“大文化观”看来，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开始迎接第三代生产力。这就是电子时代的智能生产力。在第三代生产力之下，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具有了崭新的面貌和迥异的性质，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它们。文化与经济以及二者之间的互相关系，就是这样的现象。其间，最令人瞩目的是两大潮流：“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理解这两大潮流的关键是“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取向”这一对范畴。文化的经济功能根源于：(1)科学技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智能能化和整个经济的发展；(2)教育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是提高经济过程及其成果的文化含量的主要因素；(3)卫生保健和体质培育是重新塑造和优化劳动者身体素质的基本力量；(4)文学艺术是生产过程和社会产品以及社会生活的美学基础，也是劳动者心灵的洁净剂，通过它，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过程和社会产品的文化含量；(5)观念风俗对劳动者则具有激励作用或消极作用，从而会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效益。经济的文化取向根源于社会生产力不断智能化、人类生活不断上品位的历史走向。所谓文化取向，指人们在生活或生产中有意无意地使自己的活动及其成果凝聚、包含、渗透、显示一定的文化内容，打上文化的烙印，不断朝着文化因素含量不断提高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浪潮下，社会生产力确实存在一个“档次”和“品位”的问题。档次，主要指社会生产力在“世代等级表”上按所含科技量排列的名次。品位，则是按社会生产力中文化精华的含量排列的名次。总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文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只有采用以发展文化为基本举措的“内源发展战略”，其生产力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和飞跃，从而才有可能在较短历史时期内缩短与发生地区的差距，与它们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