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995) 90年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眼花缭乱的时代。 中国，通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发展，从更深层次上认识了经济发展规律，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提出明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尴尬地看到：与经济腾飞相伴随的是90年代文化界呈现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纷繁错杂的局面。 如果说，80年代是红色大背景之下严肃文学整齐划一的大游行，那末90年代则是一台零乱纷杂、辉煌灿烂的“大戏”。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民俗、民间艺术与巫术、神怪妖魔和帝王将相后妃粉墨登场；理想主义的英雄与蔑视崇高的“痞子”、抚腮弄姿的小女人、“土匪、妓女、破落子弟、堕落文人、纷纷登台汇演，将90年代文艺演绎成一锅‘大杂烩’。在似乎达成默契的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幌子下，显示出了面对急剧变化着的现实社会所表露出的精神上的无奈与迷惘。”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重申，文艺方针政策的调整，使90年代文化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局面。由于作家自我意识的大大增强，不再因为受制于“工具论”而忽视个人的主体，重新肯定了人的价值，肯定文艺不仅有认识功能、教化功能，更有审美功能，乃至自误、宣泄功能。“两为”方向的提出，当然不能脱离政治，但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仅仅成为政治宣传的舆论工具。本来，随着狭隘理解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桎梏的打破。90年代的文艺将迎来一个健康发展的大好局面。然而，“鱼虾与泥石俱下”的现实，使一些专家发出了“中国文艺在90年代正从一种狭隘走向另一种狭隘”的警告，而有些专家则将其称为“新生命诞生前的阵痛”，认为这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无需大惊小怪。 一、高扬“主旋律”文艺创作的努力与迎合大众消费的“通俗文化”构成当今文化活动的两大现实 80年代末发生的突然而令人心悸的社会进程的裂变，既宣告了孤军奋战的激进主义的失败，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理想”的失败，又在结束了充满对抗性的文化冲突中，预示了一种潜在的“三权分立”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大众文化，三者之间成鼎足之势。尤以“通俗文化”的悄然崛起而为人争论、非议最多。 1.“小女人散文热”（休闲文化的兴起）。 90年代以来，由政治冲突向经济竞争的突变，把大多数中国人一下子从政治意识形态之“场”抛进了从未经历过的经济“角斗场”。由此而产生的对于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对于昔日传统人际关系充满“诗意”的温情渴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整个社会大众生活的变异。曾经热情扬沸的人文理想和价值追求逐渐消沉，昔日的“光荣与梦想”正蜕变为一场精神上的“休闲”。 以黄爱东西、马莉为代表的一批“羊城小女人”投入了一场反抗传统世俗的潮流。被人称为“三分聪颖、三分感觉、三分真情，还加上一分尚不至让人生厌的虚荣心”的“小女人散文”睥睨一切英雄、理想与崇高。如果说王朔的典型语言是“我是流氓我怕谁”，那么“小女人散文”的典型心态则是“我是小女人我怕谁羞”。他们的作品满纸尽是花花草草、猫猫狗狗，充满了对负心男人、不可靠丈夫的深深怨恨。黄爱东西说：“它本来就是一种快餐文化，说它肤浅也好，说它商业也罢，可是你得承认它有市场，有人说它庸俗，可我做不了伟人，愿意一辈子做俗人。” 面对很多人的欢呼，有人悲叹：我们已经失去了不少东西，现在又将连情感上，生活上的理想也失去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21世纪将是何种模样呢？ 2.“二王”与“二张”的论战。 王朔本来就是90年代社会大环境中孕育产生的一个独特现象。在这个时代，平民的心愿较之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与七、八十年代以意识形态作为生活基准不同，它走向了世俗化、朴素化。王朔、王蒙把虚假的一套东西解构掉了，他们反对的都是假崇高。然而，人们逐渐对90年代初无边的批判无限的解构不满足了，对它成为一种常态不满意了，人们不愿长久地面对一片废墟。人们对“二张”（张承志、张炜）的肯定，不在于他们“虚张声势”的“布道”姿态，而在于他们代表了一种意向，想要建构什么，对王朔的不满也在于此。他把一切抹平之后，就陶醉于此了。 3.“小剧场戏剧”的兴起。 综观90年代的戏剧创作，以市民生活和爱情、婚姻、家庭为题材，内容趋向于通俗化的作品俯拾皆是。《热线电话》、《同船过渡》、《危情夫妻》、《灵魂出窍》等。它们往往重在提供一个通俗感人的故事，但其中又不乏道德感化和某种人生的感悟。即便《徐洪刚》这样的主流戏剧也在处理中力图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在平凡中塑造英雄，使主流文化“俗”化。九十年代小剧场戏剧的兴起更是显示其通俗性的追求，粉碎了传统理论的框束，剧中主人公与台下观众处在平等的状态下体验某种人生滋味，发挥了真切感人的独特魅力。 4.“新写实小说热”。 所谓“新写实小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现实生活的还原，真诚面对现实，直面人生。这些作品“显然”是对传统现实主义中“假大空”和“塑造典型”现象的一种反叛。虽然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引起了广泛反响，但总似乎缺少一部扛鼎之作。贾平凹的《废都》争议较大，有人认为这部小说肆意渲染了性意识和性关系，显示出了世纪末的混乱景象；也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力图通过“性——文学——社会——政治”的途径。结合古城的变化，来表述作者的历史感情并揭露某种社会问题。从《苍凉青春》到《风景》都在着力扩大真实的领域，正视恶与丑的存在，但也有一些作品中显露出了以往作品中鲜见的真实，“不论是因饥饿而起的凶狠，因心理挫伤而起的凶杀，因情性骚动而起的通奸，因传统伦理压抑而起的乱伦，因找不到精神归宿而起的自毁，都把不避讳恶与丑的，令人怵目惊心的真实度揭示出来。”那种人们想看什么就揭示什么的随意性，不禁使人产生担忧。总之，扬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又融合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手法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十分迎合读者口味，从发展趋向看极有发展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