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她历尽沧桑，胜而不骄，衰而不败，这一延绵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是什么？《易传》中有两句话，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最精辟的概括。一句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包括日月星辰的天体永远在运动，永不停息，有道德的人应效法天的“健”，努力向上，绝不停止。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势是坤，载物就是包容许多物类，有道德的人就应胸怀宽大，包容各个方面的人，能容纳不同的意见。 考察港澳台地区经济得以在战后获得巨大发展的文化渊源，也证实了这种民族精神的重大推动作用。 首先，港澳台经济的成功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结果。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他们从不将希望寄托在虚幻飘渺的来世，强调今生的努力，不依赖别人的帮助，强调自立更生，失败了再干。因此，前香港总督卫奕信就曾说过，哪怕遇到再严峻的局面，“只须提一句香港的坚韧应变能力曾遭受考验已经足够”，并认为香港人的坚韧应变能力为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精神又何尝不是台湾和澳门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呢！ 其次，港澳台的经济成功也是中国人厚德载物、兼收并蓄的结果。在港澳台地区，中国人能够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合理地吸收和利用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这表现在社会观念、生活习惯、语言文化、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尤其是港澳台当局的许多经济政策和方针的决策过程等等，都是中西文化合壁的结果。如台湾当局就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来自中国古代的、现代的经济思想，西方古代的、现代的经济思想，和台湾当时的实际情况等三个方面。港澳当局也认为自己制定经济方针的原则也是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文化、港澳实际相结合。下面笔者将从六个方面论述中国文化对港澳台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一、强烈的竞争意识和紧迫感，使港澳台在危机中自强不息 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遭受到从未有过的失败和屈辱，帝国主义的相继入侵，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素以“天朝”自称的中国一下子沦为被欺凌、被压迫、处于世界三等公民的屈辱地位。百年来的剥削和压抑，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紧迫感，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成为发愤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大决心和力量。在外国殖民地上生长起来的香港、澳门和台湾（1945年前）人民，饱受了几同亡国奴的深重苦难，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拼搏精神更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给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当时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的局面，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的港澳台作为其与共产主义直接交锋的前沿阵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技术等各个领域给予全面支持，客观上使港澳台地区获得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先进技术、资本和设备，从而为经济腾飞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港澳台经济上的成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宽松政策下实现的，基于政治考虑所给予的各种优惠是港澳台经济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 从内部情况来说，二战后和大陆割裂开来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就象婴儿脱离了母亲，在资源上、土地上、人力上都陷入了困境，地小物缺，人心动摇，都面临着是否能够生存下去的危险。也正是这种危机感从两个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第一，打掉了政府的官僚主义。在危机中的政府是最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的，向来习惯引经据典、注重本本的官员们，在非常时期也不得不崇尚实用主义。分析港澳台当局战后政策的特点，无不体现着实践至上的思维原则，这使许多方针和路线从订定到实行都因符合民众情绪和地区实际情况而获得成功。第二，逼出了人民的拼搏精神。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曾经影响了中国人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但战后地区政治、经济的窘况，逼迫人们把求生的希望变成发展经济的动力。可以说，危机抑制了中国人文化传统中因循守旧倾向，而极大地发展了其自强自立、不折不挠、勤勉致富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国文化在市场竞争中的这种扬弃，也正是海外华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文化根源。它打破了西方有些社会学家曾经认为的中国文化缺乏进取性的论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强烈的务实精神。 二、中国文化中的“国富民治”思想和兼收并蓄方针对确定经济政策的作用 在传统文化对确定经济方针上的作用上，香港和澳门的表现并不明显，殖民地地位使其经济发展只能由宗主国派出的统治者来决定。台湾则不同，台湾当局是独立行使统治权力的地方政权，它可以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发展传统，来决定自己的路线。儒家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主流。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中国儒家传统为指导的，因此，台湾当局的经济方针和政策中贯彻了许多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 例如，“富民”政策的问题。孔子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颇为深刻和现实的。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时，看到当地人口众多，十分赞叹，他的弟子冉有问他，有这么多人口，下一步应当如何施政，孔子答道“富之”，冉有又进一步问道，富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孔子答：“教之”。孔子的“富而教之”的思想反映了“国富民治”的观念。因此后代儒家在帮助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时，无不把“富民”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古代思想家强调富民的原因在于富民是治国之本，“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富民有助于“富而教之”，正所谓“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富民更是强国的基础，民富了国才可能得到治理。由于孔子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他的务实主义富民观，成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高度重视社会经济问题，采取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