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本杰明·施沃茨写过《严复与西方》，〔1〕意在通过严复的西方见解，反省他们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谋求文化进步的国家应有的态度。相反，严复在祖国的际遇颇象他从英国留学归国后的情形，特别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席卷华夏的中西文化大讨论，严复这位会通中西大师的名字，却令人奇怪地很少有人提及。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不幸。因为我们的研究表明，严复不仅第一次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沟通、比较，也第一次对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提示了诸多有价值的方法论意见。因此，对现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而言，对促进中西文化融合而言，乃至对建设世界性文化而言，严复文化思想仍然是一项独具研究价值的课题。 一、文化比较结合原则论 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的基础是什么？如果可以找到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的学理上根据，那么中西文化应如何结合？在满载着富强果实的西方文化面前，中国古代文化是否一无是处了呢？如果不是这样，又该怎样评估中国古代文化？在中西、新旧文化之间，尽弃其旧？弃新守旧？新旧相以为用？什么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文化发展秩序？在众多的文化系统、文化因子面前，选择文化的态度又该是怎样的？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西文化交汇中产生的但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又必须尽快解决的课题，“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的严复，以高屋建瓴之势，对上述课题进行了较全面、较深刻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独到见解，构成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史上最早的理论方法体系。 1.暗合道妙——文化相通论。对于具有宽容度量但又偏于守旧的中国文化而言，外来文化的引入并非一帆风顺之事。特别是外来文化在个性上与本土文化存在较大牴牾却又不能尽快而妥善地解决时，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守旧心态或排斥心态便表现得比较明显。所谓“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及君，论文学则自右而之左，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论饮食则先饭后酒。盖其用居于地轴下，所载者地下之天，故凡俗制度颠而倒之也。”〔2〕这就是说，中西文化交流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严复承提了这一任务并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无法调和的，更是不可比较的和结合的。因此，论证中西文化可比性、可结合性条件便成了当时推动中西文化的相通性。在文字上，严复认为中西具有相通性。他说：“尝考六书字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以区域也，从部，有法度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从戈守之。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3〕中西文字不但在含义上具有相通性，在文字的发音上面，也有相似性。严复说：“若必用语言，则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mola，mill，吾则云磨。西云tar，arare，吾则云犁。西云father，mother，pama，吾云父、母、爸、妈。西云khan，king，吾云君。西云Zeus，Dieu，吾云帝。西云terre，吾云地。甚至云西judge，jus，吾云则，云准。西云rex,ricas，吾云理，云律。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4〕严复能找出中西文字间相通性，得益于他扎实的西文功底；而由此提出的中西文字在含义、发音等方面的相通性，却为寄附于文字上的文化比较研究、文化结合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几乎是不可否定）的前提。在形质、天赋上，中西方也是相通的。严复说：“虽然异，而其中常有同者，则形质不殊，而所受法天以为秉彝者，莫不一故也。”〔5〕中西方人在体形外貌及所秉承自然的赐受等方面是一致的，与这些因素具有密切关系的文化之比较研究乃至相结合应该是可行的。再次，在日用常行方面，严复认为中西方是“暗合道妙”。他说：“夫西学亦人事耳，非鬼神之事也。既为人事，则无论智愚之民，其日用常行，皆有以暗合道妙；其仰观俯察，亦皆宜略具端倪。”〔6〕观念文化是人们衣食住行的反映，既然作为文化基础的日用常行具有一致性，那么以日用常行为内容的文化应是具有可比性、可结合性的。从作为国家的历史沿革方面看，严复说中西国家均经历了相似相同的阶段。严复说：“国家为物，所足异者，人类不谋而合，譬如我们古有封建，有五等，欧洲亦有封建、五等。吾古有战车，西人亦然。平常人每见各国之异而怪之，实则异不足怪，可怪者转是在同。于其所同，能得其故，便是哲学能事。”〔7〕国家是造成文化差异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文化存在的基础之一；因此，中西方在国家方面具有相似性，那么，中西文化也应具有相应的相似性。严复还特别指出，从“同中得其故”即从具有共同性、相似性基础的不同文化中寻找差异、优劣，是哲学研究的任务。 事实上，严复所作为中西文化相同相通性的论据事例，本身即是文化现象；而以作为文化的基础者言，它们又是中西文化具有共同性或相通性的事实的、逻辑的根据。因此，严复的论证不仅直截了当地批评了那种以中西方文化差异为籍口而否认中西文化可以比较可以融合的观念，而且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可能性——“是故彼此谣俗，古今典训，在彼有一焉为其民所传道。迨返而求诸吾国，亦将有一焉而与之相当。”〔8〕和结合的必要性——“今夫学之为言，控赜索隐，舍异离同，道通为一事也。”〔9〕 2.体用不二——文化结合论。实践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中体西用”论，对推进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对近代中国实业的发展起到过巨大作用，但作为中西文化结合模式，似乎内在地包含着需要冲破的精神樊篱，这种结论我们可从一系列关于“中体西用”论的批评获得论据。王韬是较早指出“中体西用”文化结合模式局限的人。他说：“曩所谓变法者，在创设局厂，铸枪炮，造舟舰，遣派幼童出洋肆习西国语言文字、器艺学术而已。不知数教者非不行，而行之当无徒袭及其皮毛而已。既有枪炮，则当求施放之巧，既有舟舰，则当求驾驭之能。”〔10〕王韬认为学习西方不能只停留在器艺上，而且要掌握制造器械的方法和使用器艺的本领。接着，两广总督张树声，对“中体西用”文化结合模式也提出了异议，肯定西方文化亦具体用，并对西学体用进行了划分，且暗示了西学之“体”对于中国而言，更有价值，〔11〕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甲午战争之后，谭嗣同的批评更为深刻。谭嗣同说：“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故远，用也；器，体也。体立而后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邪？将非所谓惑也诬民异端者邪？夫苟辨道之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且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彼外洋莫不有之。”〔12〕谭嗣同的批评具有相当的份量，以致引起一些顽固的“中体西用”论者的关注。张之洞立即作出了反应，写出《劝学篇》一书，对“中体西用”论进行新形式的维护。张之洞说：“夫不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机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13〕也就是说，张之洞之学习西方文化，会通中西文化仍然是有明确的限制的，这种限制是对“中体西用”文化结合模式精神的贯彻，因而它在新时期成为中西文化会通之障碍。一直冷眼旁观但又深谙西方文化的严复终于亮开了嗓门，于一九○二年发表了影响巨大的《与〈外交报〉主人书》。这篇长论是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西文化争论的综结，集中表述了严复对中西文化比较与结合这一重大课题的慧见。严复首先对海禁既开以来的学习西方文化的模式进行了概括：“夫中国之开议学堂久矣，虽所论人殊，而总其大径，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政为体，西艺为末也。”〔14〕接着分别进行了分析。关于“中体西用”论，严复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而目耳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两亡。”〔15〕严复借用生物有机论来谈文化结合，认为肢解地学习文化既是与生物有机论相悖的，也是无法实践的，即使实践也是徒劳无功的。换言之，学习西方文化必须破除“中体西用”论设置的樊篱，以全方位的姿态吸取西方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关于“西政为体，西艺为末”，严复说：“其曰政本而艺末也，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16〕这段论证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第一、政治与技术不是本末、体用关系，因而所谓“中体西用”之文化结合模式不是“体用”结合，而是“用用”结合；第二、政治与技术均为文化中的“用”或“末”，科学才是文化中的“体”或“本”，因而学习西方文化不唯是技术，不唯是政治，更主要的是科学。严复不仅提出了全方位吸收西方文化的口号，也对文化结构进行了相当水平的分析。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中西学各有体用”，而且是“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这是否说中西文化无法沟通了呢？而只能是“中体中用”或“西体西用”了呢？显然不是这样。严复说：“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17〕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文化，不是尽去中国故有文化，即吸收西方文化与保留传统优秀文化不是对立的；全方位吸收西方文化也不是姓“西”者皆要，而是要批判鉴别地吸收。如对西方的“自由”观念，严复一开始便是谨慎的，强调“自由”的条件性，他说：“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18〕又如西方社会中不平等现象，严复认为也是不值得学习的，〔19〕正是基于对中西文化的全面考察，严复提出了“凡事效法西人则利不胜害。”〔20〕的警告。因此，严复“体用不二”文化结合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全方位结合、立足中国、择其善者。其学理价值是对不同系统和同一系统的文化结构进行了分析划分；其实践价值是否定了“中体西用”文化结合模式，为日后的中西文化之会通开辟了广阔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