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爱国主义思想不仅仅要在精英文化中去找，更要索诸于民间文化，这是民族、国家之根。中国民间文化鲜明表现出传统的集体主义特征，对祖先的崇敬和对家庭乃至社会的责任感。气节与忠义也是与爱国相联系的两个范畴。中国民间文化集体性、模式性、传播性、相对稳定性和规范性等特征，正是爱国情操和民族凝聚意识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基础。 关键词 民间文化 爱国主义 家庭伦理 集体性 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凝聚意识，是我们历史文化研究者的一项长期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多少有些片面，就是把儒、释、道等上层精英思想文化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对民间文化的研究较为忽视；也正因此，我们只注意从著名的思想家和英雄人物的言行中去发掘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忽略了蕴藏在民间文化中的这方面的丰富内容。应该说，以众多的人民群众、而不是以少数有知识精英为载体的民间文化，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凝聚意识的肥沃土壤，是著名人物高尚道德情操的不尽源泉。 一 从民间文化研究的历史说起 在世界的不同国家，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包括对民俗、民间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的研究，在其初始的阶段尽管有许多不同，但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与对民族性的强调、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因为人们认识到，只有在涉及大众的民间文化传统中，才能发现民族或国家的共同性，才能加强民族或国家的认同感；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民族文化的源头，才能寻到国家发展之根。 我们可以从18世纪末的赫德尔及19世纪初的格林兄弟的工作中，发现对日尔曼民族精神的发掘。有人说：赫德尔这位哲学家兼诗人详细阐明了一种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理论，那就是：文学的民族性基于普通百姓的口传诗歌。他认为，文艺复兴的影响给德国文学涂上了一层人工的虚饰，而在这之前，普通百姓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日耳曼传说则体现着民族的精髓。所以他曾大力呼吁人们去搜集那些“人民的歌”。为人所熟悉的格林兄弟就是在这样一种呼声的感召之下，走出去搜集民间故事，并相信他们能够从村落的传说中重构古老的日耳曼万神殿。他们把民俗研究工作与重现昔日日耳曼族的骄傲结合起来，不再承认以往所认为的条顿祖先野蛮、落后的看法，而是进步的和开化的。他们认为，19世纪的德国文化并非来源于希腊、罗马，而是来源于本土的日耳曼部落。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因为他们主要不是从精英文化那里着眼，而是从以往被人忽略的民间文化那里着眼的〔1〕。 这样的情况当然有其社会基础。在17、18世纪，德意志的分裂割据状况比哪个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都要严重，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从普鲁士的崛起一直到维也纳会议之后，也没有能根本解决问题。这样，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革命不断，在民主革命的性质之上，民族革命的色彩也很浓厚，国家统一的呼声日益强烈。1848年3月，匈牙利发生革命，正是在这场革命中，诗人裴多菲朗诵了他的诗作《民族之歌》；同时稍晚，捷克也出现了民族独立革命；而意大利也经过长期的努力，在19世纪中叶最后取得了统一。这些都推动了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高涨。作为自由浪漫派的赫德尔或格林兄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从他们特定的角度加入到这样一股历史的洪流之中。 我们还可以从芬兰和挪威学者对民族史诗和民间故事的整理中，发现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芬兰的民俗学研究和民间文学研究以其对史诗《卡勒瓦拉》的研究和地理传播学方法、故事索引编纂方法等为代表，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1917年独立以前，芬兰在瑞典的控制之下，而后又在德国和苏联的夹缝中求生存。因此其对民族意识的呼唤变得尤为重要。在1972年，威廉·威尔森曾写了一篇论文，谈到“19世纪以前芬兰的民俗学和民族意识”。他认为，在许多作者对民间文化的研究中，“民俗被用作芬兰文化之镜，用作透视民族精神的手段”；“我们看到在不同时期对民族强调的趋势，即为了面对未来的力量而强调转向一种想象的英雄过去；还看到一种趋势，即形成民俗的文化之镜以反射持镜者的政治倾向的趋势”。这就是说，人们通过在古老的史诗和民间故事、歌谣中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为民族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独立寻求支撑点。 挪威的情况也几乎是同样。虽然在1814年挪威就从丹表人那里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人们感到文化上还未取得真正的独立。因此在19世纪争取文化独立的运动中，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就成为其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1840年，一些学者发起了对民间故事的搜集，他们说：“如今没有任何有教养的人会怀疑民间故事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它们有助于决定一个民族的独特性质和观点。”他们从民间故事中找到了挪威人的民族性格：“能把一切事情都做得很好，并对敌人也以善相待。”在爱尔兰、希腊等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以至于有人认为“民俗科学和现代希腊的新独立国家是几乎同时诞生的”〔2〕。 在中国自晚清到五四运动以来的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通过倡导“到民间去”、发掘民间的养料（而不只是汲取外国的养料）来加强对科学与民主的提倡，加强爱国主义的民族自强意识。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应该说是历史悠久，先秦时期的许多典籍都记载了民间文化的很多方面，也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谈到自己关于民风民俗的看法。但总的来说，他们主张观风问俗是为了更好地教化人心，用于移风易俗，从这个角度把辨风正俗当做“为政之要”。这是中国几千年关于民间文化研究之功能的最正统的观点。但到明清时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不仅民间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期，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异端”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异端思想家”往往利用民间文化的思想材料，来攻击、至少是间接地否定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比如冯梦龙特别倡导“情”之一字，在他编的《情史》序中，还专门论证了这个有悖于“理”的“情”，都是圣人典籍中的关键。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恰恰证明了人们开始从民间文化中去发掘传统的民族文化之本源，以此来剥离后代日益增加的迷彩。这样，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又增加了新的功能：思想革命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