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同志,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哺育出的时代英雄,又是集中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时代典范。在孔繁森同志这一伟大形象身上,在他的崇高人格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影响,而且在他的身上,也处处看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明显而深刻的烙印。“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对家人的爱与对人民的爱的高度统一,体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与党的宗旨的高度统一。”〔1〕 关于“孝”和“忠”的思想。1988年,孔繁森由组织决定第二次赴藏时,他向组织上表示:“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当他回到家向年近九旬的老母亲告别时,想到也许这是同年迈多病的老母亲的最后一面,孔繁森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扑通”跪在母亲面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说完,流着眼泪给母亲深深磕了一个头。他在远离家乡的高原写的《忆母》诗中也曾说:“自古忠孝难双全,每忆老母涕泗流。”〔2〕这真是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党的事业,孔繁森把对家乡、对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孔繁森同志在母亲面前和在西藏工作期间表现出的这种真“情”和挚“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孝”与“忠”的继承和发展。他把对生身之母的诚挚的“孝”和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真诚的“忠”高度地统一起来,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铸造成这样一位具有高尚人格的共产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孔子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最权威地论述过“孝”与“忠”。他教育自己的学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3〕在对“忠”的阐释中,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这里的“君”与当时的“国”是相联系、相一致的。 孔子十分注重如何处理“孝”和“忠”的相互关系。他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5〕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6〕这是说有见识的人任重而道远,如果留恋安逸,便不配作有见识的人了。这是说“孝”应当、而且也可能服从“忠”,当“孝”与“忠”二者不能“两全”时,“孝”应当服从“忠”。 在我们伟大祖国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孝”和“忠”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社会成员用以处理“小家”和“大家”关系、维系“小家”和“大家”谐调、稳定和发展的积极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华民族的各个时期战胜困难、久胜不衰的重要传家之宝。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更使孔繁森这一崇高人格的典范具有时代特点、阶级特点和民族特点,使孔繁森这一伟大形象更显得可敬、可亲、可学。就这一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哺育了孔繁森这一新时代的伟大英雄。 关于“仁爱”或“爱人”的思想。《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7〕儒家最早提出有关“仁爱”的思想,并且被他们尊为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儒家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的最重要的基本内容。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包含了诸多有强大生命力的积极因素。 孔繁森同志身上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这种“仁爱”的传统美德。他使这些美德在自己身上得到升华并发扬光大。他明于“知人”,善于“用人”;他懂得“爱人”,也会“爱人”;他也博得了“人”、人民对他的永久的、深沉的和最真挚的爱。 孔繁森同志“始终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孔繁森同志把传统的“仁爱”美德分层次、具体化为“爱别人”、“爱人民”。 在传统的“仁爱”美德中明确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8〕孔繁森同志亲身实践并发扬了这一美德。孔繁森同志曾多次对人这样讲:“每当看到藏族的老人,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每当看到藏族的孩子,就仿佛见到自己的儿女。”他在拉萨当副市长期间,全市56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他走访过48所,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孤寡老人和孩子们的心田。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桑达乡敬老院,一位名叫琼宗的老阿妈,长久保存着孔繁森同志送给她的一双棉鞋。这是在一个隆冬的早晨,孔繁森副市长冒着寒风来到敬老院。他见老人的鞋子破了,脚冻得又红又肿,他便把老人的双脚抱在自己的怀里。第二天,他托人给老阿妈送来了这双新棉鞋。过了不久,他又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来了半导体收音机。1992年,拉萨市几个县发生地震,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他决定亲自承担起抚养三个藏族孤儿的责任。孔繁森同志家庭负担比较重,但他每次下乡,总要把仅有的几个钱送给那些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往往刚过半个月,他的工资就花得所剩无几了,有时甚至连伙食费都不够了。收养这几个孤儿后,他经济上更加拮据,但是,他又不忍心让孩子们受委屈,这就给他的生活上带来更大的压力。由此发生了让人心疼的1993年春天孔繁森同志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献血的事情。 关于“民本”思想,即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这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齐国政治家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在《管子·牧民篇》中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孔子也主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9〕孟子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他主张(统治者)“与民同乐”,“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民事不可缓也。”“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