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冯友兰现象”看中国文化在现代的曲折历程 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冯友兰生于1895年，卒于1990年，度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他曾说：“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个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处理他们，以及在这个矛盾冲突中何以自处。”〔1〕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面临的问题。 冯友兰又总结其一生说：“余平生所著，三史六书耳。三史以释今古，六书以纪贞元。”〔2〕其中所说“三史”，是指30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4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英文《中国哲学简史》和晚年写成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则是指抗战时期写成的《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三史”、“六书”就是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根据我的研究，冯友兰的生平、学术、思想显然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895至1948年的第一阶段，1949至1976年的第二阶段，1977至1990年的第三阶段。从这三个阶段考察“三史”、“六书”的写作，可以发现，他在第一阶段写了二史、六书，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在第二阶段，正如他自己所说，“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并在忏悔中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始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3〕；在第三阶段，他否定了第二阶段所写的两册《新编》，从头开始写作，完成了七册《新编》，作出了新的贡献。这就表明，冯友兰一生的三个阶段，分别是他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阶段。 和冯友兰一样，哲学家贺麟、金岳霖、梁漱溟，文学家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等等也在1949 年前实现了自我，在1949年后失落了自我。钱理群关于曹禺的话，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曹禺是一位天才的戏剧家，从《雷雨》到《家》，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为中国戏剧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方向。然而，由于时代的蹇迫与性格的弱点，他的戏剧生命流程悲剧性地中断了，他是一位没有完成的作家。他本应成为但却没有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4〕 事实表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轨迹呈一个“之”字形：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五四”前后政治纷争、思想自由的格局，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繁荣，使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思想家，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哲学家，鲁迅、曹禺、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文学家得以涌现；1949年后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局面使中国学术文化步履维艰，出现停滞与倒退；80年代后的“新时期”，言论思想相对自由，学术文化重又趋向繁荣。冯友兰的思想历程正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轨迹相符。我因此将冯友兰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历程称为“冯友兰现象”，认为他具有典型意义，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缩影，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曲折历程的缩影。 二、冯友兰后出现的“国学”热 在中国大陆，冯友兰去世前后的文化状况显然不同。 在此之前的80年代，情况较为单纯，主要特征是大量引进各种西方思潮，展开中西文化关系大讨论，出现文化热，其热烈程度几乎可以与“五四”时期相比。90年代的情况则较为复杂，既有“国学”热，也有来自不同角度的对“国学”热的批评。如《哲学研究》1994年第五期刊出的陈国谦《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一文，根据冯友兰的思想提出其环境哲学主张，认为环境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既有“接着讲”的关系，也有“照着讲”的关系，环境于人既有功利价值，也有道德价值，还有超道德价值，环境哲学既用正的形而上学方法，也用负的形而上学方法；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都承认事物是对立统一，都承认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前者将矛盾斗争调和化，维持统一体的存在，可归结为“仇必和而解”的调和哲学，后者将矛盾斗争绝对化，破坏统一体的存在，可归结为“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环境哲学应是一种调和哲学而不是斗争哲学。该刊下一期就有署名“罗卜”的文章《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对此提出批判，说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同于“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是不值一驳的谬论”，这“涉及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问题”，“实际上就是想用‘调和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批及“国学”热，说“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而何满子则认为“国学”热是“发烧”，是“一种虚脱的症候”，它是“由海内外‘新儒家’们一起鼓噪起来的”，它“使人怀疑他们是在和科学和民主唱对台戏”〔5〕。 透过复杂的现象，人们不难发现当前的主要倾向是批判所谓“全盘西化”论，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出现“国学”热。这一倾向出现于八九政治风波之后，出现于前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而以1989年在北京——曲阜召开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为其开始的显著标志。 在这股“国学”热中，有两篇文章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是陈来的《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以下简称“陈文”）〔6〕。它将“五四”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又将“五四”与“文化大革命”及80年代的文化热联系起来，统称之为“三次文化批判运动”，认为“文革”中现象“与其说来自毛泽东个人，不如说是五四精神的更片面的发展”，“五四的反传统的传统经过文革进一步得到强化”，“‘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在最近的一次文化运动中，我们仍可看到‘五四’与‘文革’的影响。……从‘五四’到‘文革’、‘文化热’的过程，文化激进主义始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受到激进主义所主导的”。陈文因而认为实行文化保守主义，“对这一支配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化激进主义加以反思，是走向21世纪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