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三次大的文化热，及其所产生的独特的文化心态为切入点，认为文化论争中理论难题的突破有赖于新的文化理念的建立，进而提出一个由三对文化理念构成的文化注释的概念系统：（一）“人化”与“文化方向”的理念。这是对文化本性与社会价值的诠释，说明的是文化与人的主体性、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多样性与同质性的关系问题；（二）“文化设计”与“文化有机体”的理念。诠释的是文化比较和文化融合的问题，它派生出三对概念：文化自足与文化生态、文化的兼容性与包容性、文化内涵与文化效率；（三）“文化力”与“人文资源”。这是对文化与经济社会间的不平衡的诠释，它派生的概念是：两种资源的概念、文化的动力与活力的概念、文化合力与文明古国的文化出路的概念。 文化心态与文化论争 文化论争或“文化热”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文化讨论当然是学术研究的正常内容，但当它牵及整个社会，形成所谓“文化热”或文化论争的时候，便具有了特殊的社会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文化热”。考察这三次文化热，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发人深省：它们都处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大致相同的历史关头；都有着共同的文化话题和论争内容。反思这两大特点，对我们今天的文化讨论有许多重要的启迪。 文化大讨论或文化大论战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总是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机发生的。回顾三次文化热的发生，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即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历史关头，它是中西方文化发生的第一次深层的撞击；第二次发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它伴随着中国社会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化；第三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族面临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逐步走向世界化。从中不难发现，当一个民族走到社会发展的某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就需要对自己前进的方向作出选择，其必不可少的努力就是对过去走过的路进行反思，而文化就是民族发展所留下的轨迹，于是就必然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当这种反思与外来文化的涌入相切合并以之为参照时，文化论争或文化热就不可避免了。这说明，文化论争最富有理论的色彩，也最具有现实的内容。它在理论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要解决事关国家民族前进的方向这样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是对民族前进方向的选择。因而文化“热”的温度总是与现实需要的紧迫程度密切相关的。 当对以往的文化论争进行反思时，人们常常以“激进”或“保守”对各种文化倾向进行概括。实际上，在文化论争中，不仅有激进与保守，具体地说，“西方”与“国粹”的问题，而且更深层的还有一个文化心态的问题。三次文化热发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很容易产生文化心态的失衡。其中最典型的文化心态有两种：一种是激情式的。在巨大的经济社会的反差面前失去冷静自持的自我评价能力，导致过激的文化批判与自我否定；二是学究式的，对急剧的变化的社会现实反映冷谈甚至麻木，缺乏紧迫感和应有的激情，对传统文化保持一种职业式的玩赏态度，在玩赏中大讲“国粹”，从而与时需格格不入。很显然，在文化论争中激起重大的反响的往往是激进的文化观点，因为它符合当时的社会心态，能震聋发聩，使人感到痛快淋漓。但是，三次文化热中我们也发现这样的普遍现象：心理上的痛快满足之后，当人们冷静下来仔细考虑时，又觉得不是或不应该是那么回事；或者当人们接受这种痛快的批判之后，又顿时感觉到心理的失落与文化的失重，从而产生浮躁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心态，导致社会的失范与失序。所以，三次文化热中激进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如谭嗣同、胡适等在文化观上都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过程。三次文化论争之所以都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论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论题常论常新，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重大的问题或难题在以前的论争中并没有获得解决，而之所以未解决，与文化心态有着直接的联系。我以为，文化讨论要获得新的突破，就必须建立一种理性的、现实的文化心态。“理性的”是说要摆脱激情的左右，以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进行文化反思与文化比较；“现实的”是说要走出学究式的圈子，以解决民族国家发展的重大课题的紧迫感与使命感进行文化思考。从八十年代文化热的经验看，在文化心态上最重要的就是建设性与责任感。对传统的批判固然重要，但批判传统是为了建设现代，为批判而批判，批判一切，破而不立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同时，由于文化论争的极其重要的现实内容，当我们提出某种重要的文化主张时，不妨反躬自问：如果我的主张被社会采纳，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因为缺乏责任感的想当然的文化主张，纵然十分机智与痛快，然一旦采用，往往只能造成社会的折腾。这种责任感应当是与忧患意识共存的文化心态。 要解决文化论争尤其是当代文化论争中的理论难题，就必须确立新的文化视野，首要的努力就是从理性与现实的文化心态出发，建立一套新的文化理念，这些文化理念的体系构成文化诠解的概念系统。我认为，三对文化理念可以构成文化诠释的概念系统：“人化”与“文化方向”的理念；“文化设计”与“文化有机体”的理念；“文化力”与“人文资源”的理念。它们是文化思考的新概念，藉此，或许可以对以往文化论争中的一些难题作出新的解释和新的突破。 “人化”与“文化方向” 文化论争中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理解把握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或者说，如何理解民族性的必然性与世界性的可能性；如何客观、公正地说明历史上和现实中各种文化的价值。这一难题在文化理念上的表现，就是如何理解文化的本性，以什么样的理念认同各种文化的价值。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必须确立两个概念：“人化”与“文化方向”。 文化的本性如何？换言之，什么是文化？关于这一点，学术界讨论最多，分歧也最大。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到底从何种角度、用什么方法定义文化？具体表现为三个问题：如何理解“文化”中的“文”？把“文化”理解成名词还是动词？“文化”与人的关系如何？对此，我的定义和命题是：文化就是人化。我认为，在理解文化的本性时，千万不能偏离“人”这个核心和根本。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人之所以与动物界相区分并获得提升的标志，是人的本性的体现。“文”是相对于“质”而言的，“质”即质朴、朴野、本始材朴之意。从根源上说，人或人类的“质”的状态是动物性的野蛮状态，在历史上就是人的原始状态。“文”者纹也，纹饰之意；“化”者变化之谓。“文化”即把自己的原始本性、原始状态纹饰起来，使之发生变化，从而具有“人”的特性和价值。因此，对“文化”不能只进行名词化的理解，而必须进行动词化的理解。“文化”即人由“人”而“化”，从而改变自己的动物性的本性并获得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还是一种境界。作为一种状态，它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对此人们以“文明”盖之，“文明”者，由“文”而“明”，及其成果是也；作为一个过程，它是人们所达到的开化水平、文明水平的标志，因而有所谓“文化水平”之说。“文化水平”对个体来说，是接受人类先前的文化或文明成果的程度，它以受教育程度为基本标尺，对社会来说，是人类所达到的开化的程度；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中，“化”又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故“文化”又是一种境界，其最高目标是要使人彻底改变自己“质”的本性，或发生彻底的变化，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大写的人”。所以，对文化的本性，仅从人类学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角度进行理解是不够的，而必须在确立“人”的核心地位的前提下进行哲学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