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先驱孟德斯鸠在构建自己的理体论体系时，汲取了中国文化丰富滋养，并由此而塑造出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由于构设自个理论框架的实用、主观取舍，由于接受异质文化中必不可免的“误读”、“误释”，使得孟德斯鸠所设想的中国、所观照的中国文化呈现出自相矛盾的现象。由于孟氏对中国的这种偏见与卓识并存、想象与智慧同在的互为矛盾的文化观及构成这种文化观照的否定思维定热和哲学价值，从而决定了这位西方巨子在中法文化关系史上所占据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孟德斯鸠 中国文化观 中法文化关系 18世纪在欧洲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倾慕中国的时期，颂扬中国几乎成了那一时代欧洲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的时代主潮。正当欧洲思想界、文化界纷纷将中国当作“令人鼓舞、举世称颂的道德标准模式”〔1 〕而备加崇奉时，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中却大唱反调： 我们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们，那个幅员广漠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 但是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言呢。…… 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2〕 对中国作如此的断然评说，在崇尚东方为其时尚的18世纪法国学界，真可谓石破惊天的反论！孟德斯鸠首开了描述中国负面形象的先例，于是他被当成了中国文明的批评者和排斥者而载入史册！其实细究起来，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观照，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既有否定的也有肯定的方面，他的中国文化观是偏见与卓识纽结，想象与智慧相结合的矛盾体。〔3〕 作为“法国18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构建自己庞大的政治理论体系时也跟其他启蒙思想先驱一样，从中国文化中提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他在自己的一生中曾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过中国，但他并没有写过专著或专论集中讨论中国，也未能如伏尔泰那样，着意从肯定方面颂扬中国古代文明，他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观照中国文化的。他的中国观散见于他先前发表的《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及身后收入《全集》出版的《思想》、《随笔》、《地理》等各种札记、随感和著作里，在这些著中，中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就以《论法的精神》这部31章皇皇大著而言，提及中国的就有21章之多，其中以中国为专题的就有5节，如《中华帝国》、《中国的奢侈》、《中国人的礼仪》、 《中国的良好风俗》、《中国政体的特质》等等，至于他身后发表的各类笔记中，对中国的论述便更多了，据估计多达百余处，内容所及从古风民习到历史文明，从宗教信仰到语言文学，从政治到法律等方方面面，对东方古国进行了不同于其他启蒙主流作家的独特的观照。 孟德斯鸠关注最多、集中论述的是中国政治和法律文化，而在这方面的论述最能体现这位西方哲人之中国观的特点。孟德斯鸠在撷取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方各国文化素材来构建他的政府体系时，曾这样声言：“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伸出来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4〕三种政体的划分便是他建立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也是庞大的政治理论体系之中心所在，他笔下的中国形象，便是由这一“原则引伸出来的”。孟德斯鸠把人类社会分为三种政体，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执掌最高权力的政体”，以品德为原则；“君主政体由单独一人依据一定的法律执政”，以荣誉为原则；“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执政”，以恐怖为原则。这便是孟氏所确立的一种世界模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归依，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据他的研究，共和政体一般只适宜版图极小的古代城邦国家，那已是历史陈迹，现实可行的理想政体是君主政体，英国的君主立宪是最佳模式。而地广人多的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它是用“棍棒统治的”。它的君主集宗教与世俗大权于一身，对臣民实行残暴的独裁统治，而人民必须对皇帝绝对服从，毫无半点自由可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又无法律或规章的约束，全凭个人意志行事，为所欲为，动辄以大逆不敬之罪或“子罪坐父”为名目，随意处置臣僚与百姓，草菅人命。“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5 〕“‘荣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6〕他认为，中国刑罚之酷烈，也是可见的，炮烙、 凌迟等酷刑无其不有，而且一人犯禁，全家受连，甚至株连五族，使人民处于极度的恐怖之中，据此，孟德斯鸠把中国列入专制政体的模式里，断言“中国的专制主义”，“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7〕并从气候和地理特征寻求理论的佐证，说什么“由于中国的气候， 人们自然倾向于奴隶的服从”，〔8 〕而疆土辽阔的帝国适宜于施行凶暴的专制统治，所以，“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9〕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就这样被列入了孟氏所构想的专制政体的模式之中，而用这样的模式来套中国，在逻辑上难免产生一种盲视或一种成见，虽然孟德斯鸠一再声称：“我的原则不是从我的成见，而是从事物的性质推演出来的。”〔10〕但当他用这些原则来框范中国时，又确实在制造一种成见。有了固定模式，固定框架，就得有定规，有定规便有成见、偏见，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摆脱这种成见，才能通向真实的道路。这里的成见，借用孟德斯鸠自己的话，“并不是那种使人们对某些事物愚昧无知的东西（恰恰相反，孟氏对所抨击的中国社会弊病不乏深邃的洞察力——引者），而是那种使人们对自己愚昧无知的东西”，〔11〕也就是说，只要孟德斯鸠不那么死抱住自己的原则不放，转换一个角度看，就会对中国作出远非片面的真确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