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露丝·海霍（Ruth Hayhoe），著名比较教育专家，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她所从事或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学术关系”，也是国际上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少数几个著名专家之一。她曾出任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曾在香港和上海任教，主编过《当代中国教育》，并写过许多关于中国教育及其与西方相互关系方面的文章，对中国文化与教育有深切地体验和了解，曾自名许美德。1994年5 月曾在岳麓书院主持了“文化选择与大学教育理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我国比较教育界保持良好的联系。其主要成果尚有《中国教育与工业化世界》（中译本更名为《中外比较教育史》）、《认识与高等教育中的东西方对话》、《中国大学1895—1995：文化冲突的世纪》等。 本文是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之所庆而作。文中，作者认为比较教育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就其历史特性而言，它所使用的范式都是欧洲中心的。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这些范式遇到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强调民族国家作用的现实主义国家关系观转向对文化特性的更大尊重，这就要求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那么，在哈佛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倡导的这种文化对话中，大学应该而又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呢？海霍教授从四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她批判性地考察了欧洲大学的历史经验，反思那些一直保持到现在并有可能以有趣的方式与其它文化联系起来的启蒙前的经验；其次，分析了亚洲大学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于文化对话的深刻启示；第三，讨论了文化与大学选择的问题；最后，预言了北美大学应付文化对话挑战的方式。 相信海霍教授的这篇论文对于我国当前构建和完善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教育体系一定有所启发。 一、对西方大学的批判 现代国家的学校教育体系形成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其结构和组织反映了一种对自然界的机械理解，这种机械的理解起源于牛顿理论和快速工业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它们确实是启蒙机构，它们在全世界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现代化的一个自觉而明确的方面。 然而，大学始于十二世纪，其组织形式受到了以有趣的方式综合起来的中世纪四种机构——行会、商业城市、修道院和教会——的特性的影响。罗马天主教教会特许状的授予表明，罗马天主教会已敏锐地意识到在一定限度内对于认识和社会变革的基本问题进行批判性讲述的价值。采取行会的组织形式和修道院的远离直接的社会政治漩涡的传统，使得大学能够为自己在教会与国家之间谋求一个适当的地位。 自治和学术自由已成为大学价值的标志，导致大学再也不能完全地融入它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模式之中。人们相信大学能为理性的神学辩论提供场所，这些辩论在探究过程中，在一定范围内成功地传播了社会矛盾。由于同样的原因，后来象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学者指责它缺乏接受科学新思维的能力。因而大学从未能与其时代精神相协调。 在十九世纪，与发展国家学校教育体系的运动相平行，大学被用于国家建设的目的。也许最突出的例子是法国的拿破仑大学院，其学院被周密地分设在全国的不同地区或大学区。设立了平行但独立的大学校以训练诸如工程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近代专业人才，这些大学校处于国家各部委的直接监督之下，并被赋予很高的威望。这类启蒙大学在二十世纪的苏联高等教育体系中达到了极致。在苏联，复杂的专门学院体系附属于国家各部门，按照社会主义生产或部门所提出的专业化要求为社会主义国家培训人才。 十九世纪的德国大学则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可能是由于缺乏现代的政治意识和占优势的资产阶级。弗里兹·伦杰在《德国达官的没落》中详细分析了德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指出德国大学保存了贵族的价值和方式，因而长期与时代精神相脱节。起初作为次要的学校打算为新发展的工业提供直接服务的工学院（Technishe Hochschule）的创办，使培养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工程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与国家继续支持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之间的平衡成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普鲁士国家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采取了类似于早期罗马天主教教会的立场，即为批判性的争论与不同的意见保留一个空间，也为那些可能与时代精神不协调的学者存留一片天地，这是国家的长远利益所在。 安东尼奥·格拉姆斯基在狱中所作的思考——《论知识分子》一文中对传统的和与社会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作了描述，极好地概括了欧洲大学的历史发展。当与社会有机相联的知识分子整个地投入现代化进程之中时，大学自治则保障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延续，——他们形成了传统的价值，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大学继续充当各种相互竞争的知识观点和相互竞争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辩论之地，即使政治领导人集中所有其它可利用的力量来确保某个特殊模式的成功，无论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大学不同于学校教育体系，也不同于它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社会组织机构。 也许正是这些与传统符号和价值的联系，使大学能够从根本上与其它文化相沟通。就伊斯兰教而言，这一点尤为真实。象乔治·麦克迪西的著作——它们揭示了伊斯兰教的学术成就对于早期欧洲大学的贡献——是特别有价值的。正是由于大学是西方少数几个机构中保持了与中世纪的传统相联系的一个，所以它拥有一条与其文化相沟通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