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放”释义 文化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的创造，是一个有机的生命过程，是一种可以承袭、传播、分享和发展的动态体系。这一动态体系的运作基础是新陈代谢，也即与赖以生发的生态环境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一旦这种呼吸吞吐的交换过程衰减以至终结，某一文化便趋于败落以至死亡。而停止了新陈代谢的文化，即使保留着壮观的躯壳，也仅仅可以充作供人凭吊的历史陈迹，却不再具有鲜活的生命，从而成为“死灭了的社会的化石遗物”〔1〕， 诸如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曾一度辉煌，它在天文历算方面的精确性令人叹为观止，它所建造的太阳金字塔的计算水平和工艺技巧都堪称一流，然而，玛雅文化却在“公元第七世纪时突然神秘地结束了，只在大雨连年的尤卡坦森林里留下了它的伟大古城的遗迹来纪念它的存在”。〔2 〕学者们在考查这一历史之谜时发现，封闭在中美洲密林深处，极少与外域文化交流，是玛雅文化中绝的原因之一。 一切仍然活跃着的文化，必须不断与生态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保持一种空间向度的传播和时间向度的承袭相结合的周流不息、生生不已的代谢过程。 养育并制约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场”和“社会场”这两个彼此渗透的方面。一种文化只有同“自然场”——人类据以创造文化的自然界发生交换，利用矿物、水分、土壤、空气、阳光从事工农业生产，方能制作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奠定文化生命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一种文化还要同“社会场”——人类在创造文化过程中形成的全部社会关系与信息的总和发生交换，利用语言和非语言共同构成的符号系统承接前辈和他人积淀的经验，使新一代的文化创造得以在较高的起点运行和升华。 这时所说的与“社会场”的交换，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历时性交换，即现时文化从物质财富上和知识信息上承袭前辈创造的传统，并使前辈累积的物质——信息成果得以更新和发展，这便是文化生命在时间向度的纵向传承；其二为共时性交换，即一种文化与同时运作于不同空间的异文化彼此沟通，进行器物的互换、技艺的切磋、制度的借鉴、风俗的渗透和观念的激荡，从而导引出文化的重组和增值，这便是文化在空间向度的横向传播。而这后一类型的交换，便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史上的“开放”问题。 当然，由于彼此交会的异文化其发展水平并不一定相当，所以，这种空间向度的横向传播往往又带有时间向度的纵向传承意味。如古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和西北游牧文化的交流，既是一种异质文化的横向传播，又因为中原农耕文化的发展水平高于周边游牧文化，所以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在与汉族交往中得到的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异质文化，而且是时间意义上的先进文化。游牧人在掌握了来自中原的铁器制造等工艺技术，并参酌中原王朝的制度礼仪之后，迅速实现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完成朝文明门槛的时代性跨越。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也带着类似性质：孔子、老子活跃的时代，日本“列岛上却还过着从自然拾果实，捞鱼、贝于海河，猎鹿、猪、兔于山野的渔猎经济和使用石器的生活”。〔3 〕直到汉武帝时期日本列岛才在大陆影响下进入“农业和金属的时代”〔4〕；隋唐至宋元， 日本屡屡派遣使者和游学生来华，其意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采撷异文化，而是向文化先行者虚心学习文字、制度、思想和宗教。正是在这一横向文化传播过程中，经过日本人自己的综合创造，完成了中古时代文化的纵向进步。至于发生在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除空间向度的横向传播之外，还有时间向度的纵向传承含义，因为此际的西方文化已先期实现近代转型，而中国文化却滞留在前近代，故尔这时中国面对的文化课题，既有民族性的“中西交会”，又有时代性的“古今演绎”，而且，“中西”与“古今”也即空间向度的传播与时间向度的传承是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文化学和历史学上的“开放”，其本义是文化在空间向度的横向传播，但由于各文化间发展水平的差异，这种横向传播往往又交织着高势位文化与低势位文化的纵向传承问题。论者对此不可失察。 “开放”是一个与“封闭”相对应的概念。作为汉字的“开”，有张大、通达、展放诸意，与关闭、堵塞恰成反照；作为汉字的“放”，有播散、扩展、打开诸意，与收合、内敛恰成反照。由“开”与“放”两个近意字组成的“开放”这一整词，就历史学和文化学论之，同闭关锁国、坚守文化壁垒的情形相背反，指一个民族或国度打开门户，与异族、外邦发生文化互动和人员交往，在工具器物、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乃至价值系统诸层面，进行深度不等的沟通，呈现文化传播上较为顺利、流畅的局面，达到传出与接受、影响与涵化、冲突与整合的对立统一。这是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旺盛的表现。 二、“胡服骑射”与《谏逐客书》的内蕴 战国是齐、秦、楚、燕、魏、赵、韩七个诸侯国争强竞胜、战乱连年的时代，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5 〕；同时，这又是列国竞相变法的“古今一大变革之会”〔6〕， 而列国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调整内外关系，实行有助于富国强兵的开放政策。其中尤其值得后人咀嚼的是赵武灵王就“胡服骑射”与众卿展开的一场论战，以及秦国关于客卿制利弊的探讨。 战国中期，赵国面对着四邻强敌，诚如赵武灵王所分析的：“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7〕赵武灵王从增强武备着眼， 决定改易胡人装束、学习胡人骑射本领，又唯恐物议，他在同“先王贵臣”肥义谋划时便表露了自己的顾虑：“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8〕肥义以“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9〕的先例，鼓励赵王大胆学习四夷。但当赵王以“易服”主张征求叔父公子成的意见时，公子成立即反对，其论据是：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10〕 公子成的这番话颇具典型性，它表露了作为拥有先进礼仪制度、文物典籍的中原华夏族的自傲，认为夷狄学华夏，理所当然；华夏学夷狄则不可理喻，从而将自身封闭起来。赵王从“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11〕的战略目标出发，力驳公子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