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扎根于民众中，具有很强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传播效果之所以良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非常重视并善于对传播内容（信息）进行加工。 正像人们需要吃肉而又不吃生肉，必须把生肉加工成多种多样的美味佳肴才吃得津津有味一样，受传者需要信息但大都讨厌芜杂、枯燥、生冷的原始信息，都喜欢经过加工甚至精加工的适合自己“口味”的信息。 受传者“食用”传播内容的“口味”，既是加工传播内容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对传播内容加工后就大大提高了传播效果的一个根由。 本文试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在加工传播内容上的个性、特色加以论述。 添加譬喻的“胃酶” 人们的抽象思维是由具体思维发展而来的，当人遇到深奥的道理难于理解时，借助相关的典型事例所引发的具体思维的启发，便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们最喜欢并善于在传播内容里添加譬喻的“胃酶”，使受传者易于消化、吸收他所传播的思想、学说。 在被先秦诸子经常引述的《尚书》里，记载了不少利用比喻来阐明道理的实例。如，伊尹以虞人张弓射箭（“若虞机张”）作比喻，向太甲讲述做君王的要重视自己的志向，按照先祖的章法行事（“钦厥止，率乃祖攸行”）的道理。〔1〕 孔子“能近取譬”，把他要讲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为了说明实施德政的感化、凝聚民心的作用，他讲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孔子的言论充满了“譬如”、“犹如”的词语。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用比喻最多。《文心雕龙·诸子》上说：“韩非著博喻之富”。他善于用日常生活实例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使幽微事理臻于显豁。“今以国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与不肖相去远矣。”〔3〕他在这里用驾车比喻治国，把权势、号令、 刑罚的作用及三者的关系，把君王的贤德与管理能力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说得何等明白，即使目不识丁的田间农夫，听了韩非的这番话也会理解的。 由于比喻有提高传播效果的特殊功能，所以，有许多传播内容被比喻包装后获得了时空穿透力，穿过几百年、几千年，流传到今天，流传到民间。如：唇亡齿寒、釜底抽薪、载舟覆舟、有的放矢、缘木求鱼、杯水车薪、水滴石穿、张冠李戴、饮鸠止渴、里程碑等等。 由于比喻有提高传播效果的特殊功能，所以，历代著名的传播者，从司马迁、韩愈、朱熹、严复、孙中山直到使用“拉大旗作虎皮”为比喻的鲁迅和把帝国主义比作“纸老虎”的毛泽东，在他们的著作中都继承了先秦诸子喜用并善用比喻加工传播内容的优良传统。 装上寓言的“翅膀” 如果说添加比喻只是给受传者理解传播内容的抽象思维提供一个具体思维的拐杖，那么，把传播内容加工成寓言给受传者的帮助就更大了：它不仅使传播内容形象具体，而且有生动活泼的故事情节给受传者提供审美情趣和美的享受。从接受美学原理看，这就使受传者由被动接受传播变为主动接受传播，不仅乐于接受传播而且乐于充当传播者，向别人再传播这一内容。传播内容一旦加工成寓言，就如插上了翅膀，传得快，传得久，传得远，传得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们就善于把传播内容加工成寓言来进行传播。 “寓言”之名最早见于《庄子》，书中有《寓言》专篇，篇中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4〕《庄子》一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寓言占了百分之九十的篇幅， 有二百余则。庄子在这里道出了一个提高传播效果的手法：托外人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主张就比自己宣传更容易使受传者接受，正象父亲称赞自己的儿子就不如别人称赞更容易使人接受一样。“亲父不为其子媒”，按照这一传播原则，庄子把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政治观、道德观，加工成一系列寓言，或者让魏牟、盗跖等活人，或者让大鹏、百足虫之类的动物，或者让海神、风神等来阐述、介绍、赞扬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正是由于寓言有促进传播的奇效。因此，在我国一些重要传播媒介图书里有不少由寓言凝炼出来的成语流传至今。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淮南子》中的“塞翁失马”、“削足适履”，《列子》中的“愚公移山”，《战国策》里的“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狐假虎威”、“狡兔三窟”，汉代《易林》中的“蚍蜉撼树”，唐代柳宗元创作的“黔驴技穷”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不仅自己创作寓言，而且很注意使用前人创作的现成寓言。在韩愈、朱熹、李贽、顾炎武、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论著里都巧妙地运用前人的寓言来增强传播力度，提高传播效果。在这方面，毛泽东可算是高手。例如，他巧妙地使用“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把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宣传到当时还处在文盲、半文盲状态的亿万工农群众中，印象之深，以至在今天，中国边远山区的农民对“愚公移山”这则寓言还是非常熟悉的。 补充动情的材料 情感是心灵的门户。传播者要把传播内容送到受传者的心灵里去，首先得把这道心灵的大门打开。如果传播者不首先使受传者动情；把这道门打开，即使传播内容是真理、是良策、是为受传者谋利的，受传者也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者看了、听了也不理解、不赞同、不接受、不采纳。鉴于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往往在传播内容中添加些动情的材料，制成一把打开这道心灵的大门的钥匙，门一打开，再把传播内容送进受传者的心灵中去。在《战国策》的《触龙说赵太后》〔5 〕一文里，就记述了传播者在传播内容中补充动情材料而获得成功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