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五年来的文化讨论涉及到人文精神、知识分子及新保守主义三大问题。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是梳理与剖析这些问题的关键。中国“人文精神”的出场与西方人文主义完全相反，它是作为批判世俗化趋势而提出的；知识分子问题则反映了世俗化趋势中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化资本的争夺中不断边缘化命运及由此产生的不平衡心态；新保守主义可分为两种。第一种可称为东方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弘扬派，它是近代以来文化民族主义的延续；第二种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神话和激进主义神话的反思与批判。文章在对以上问题的定位中，作了较为深入的评判。 在1995年的文坛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久违了的“硝烟”，闻到久违了的“火药味”。好论辨的本性又回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值得指出的是，这是一次在知识分子内部发生的、以自己以及自己的创造物——文化与价值为反思对象的论争，而不是像过去在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之间发生的“论争”。这首先就值得有志于为90年代的文化状况作传的史家们注意。 综观这次论争，焦点集中在关于人文精神（以及相关的世俗化、大众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等）、知识分子以及新保守主义三大问题上，因而我们将依次对之作出回顾与反思。 一、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 “人文精神”的提法早已有之（1990年），但无人回应。这个话题引发大陆文化界热烈关注是在1993年的下半年（由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上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发端）， 而在1994 、 1995年达到了高潮。这一时间的锚定并非无关紧要。它表明人文精神问题被文化界关心的程度是与1993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商业化程度成正比的。世俗化在文化界的表现就是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的大红大紫和各种民间性文化产业、大众文化的兴盛，可以说这是引发人文精神讨论的最直接的原因。于是，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出场就有了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完全相反的语境：后者是针对神权社会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天国走向人间，世俗化正是其核心诉求；而前者则是针对世俗化的趋势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主义拒斥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用存在主义与生命哲学所倡导的存在的痛苦，来批判大众文化的回避沉重沉溺于轻松。在中国，世俗精神与人文精神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了。 我以为，想要客观地评价人文精神的讨论，关键在于我们对世俗化应当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与评价。无论在中、西方，世俗化的主要意思是“解神圣化”，即宗教或准宗教的伦理道德与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脱钩，世俗政治与教会权力的脱钩，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再与一种神圣的精神价值相关联，人们不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生活的合法化依据。公共的道德规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是大众参与讨论的，宗教性道德也就不再是公共生活中的普遍性规范，而成了个体的精神信仰。人的日常生活欲望得到肯定，文化活动在解神圣化以后的多元化成为必然趋势。这些都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世俗化不是神话，它既带有许多积极因素，也带有许多负面效应，这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确立具体的价值尺度并不容易。这里，我觉得首先要有立足中国现实的历史主义眼光。从西方的语境来看，针对着世俗化的当代文化批判话语是在西方社会世俗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业已经过400余年长足发展之后出现的，在这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西方的世俗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解神圣化的使命，它已成为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主流，并因此而表现出了种种问题（如神圣解体以后精神价值、精神家园的迷失，价值的多元化导致的价值相对主义等）；反观中国，世俗化才10多年的历史，过分强调它的消极面是不符合事实的。由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质问：西方的文化批判话语是否适合于中国？中西方世俗化的历史定位如此不同，它们的文化功能与政治意涵又怎能完全一样？中国文化的世俗化是否已经充分地完成其解神圣化的使命？一旦把握住了这一历史的错位，就不难发现，西方的文化批判话语在分析中国问题时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承认世俗化是中国当今的社会文化转型之必经之途，那么尽管世俗化本身有许多负面的东西，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虚无主义、混世主义，我们都不应该从道德理想主义、审美主义或宗教价值出发全盘拒斥它的存在，而只能在肯定其历史意义的前提下对它加以优化。 因此，我坚持认为，当前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在客观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当然这不是说大众文化对政治文化采取了面对面的、直接的、严肃认真的批判姿态，而是说它在客观上冷落了政治文化，大量的大众文化产品覆盖了大众的文化阅读空间，从而使得政治文化的“市场”与“地盘”大大缩小，影响力大大降低。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么？ 现在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另一部分人，如王蒙、刘心武等，对于世俗化采取了与道德理想主义者很不相同的价值取向。他们理解的人文精神更合乎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他们强调世俗化是对先前的政治社会与专制主义的否定，充分肯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认为：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对人的关注不是什么空喊终极关怀、宗教精神，也不是一味的沉重、痛苦，而是实实在在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让他们继续得到精神上的解放。而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像王朔那样的调侃与嬉戏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放之途。如果说，在一些人文精神的倡导者的眼中，王朔的调侃与嬉戏是对生命意义的遗忘、对沉重的存在的逃避、是价值虚无主义，那么在王蒙他们的眼中，王朔的这种调侃与嬉戏则是对政治与文化的专制主义的一种有力的解构。其实，争论的双方都只看到了王朔的一个方面，把这两者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王朔。这一分析也适用于王朔以外的其他大众文化。当前的大众文化表现出了对于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的双重疏离，因而具有双刃剑的性格。基于这一思考，我提出人文精神论者与世俗化的拥护者应当握手言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