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的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诸文明冲突》一文，系统提出了所谓“文明冲突论”。该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的“国家利益决定论”的反动。但是，反了传统，却并非新模式。下面，我们就亨氏的这一理论略加剖析，并籍此就教于理论界的大家。 一、“文明冲突论”是西方社会科学重定量分析的产物，反映了其研究方法上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倾向。 数十年来，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见微知著”上做文章，希图从方法论的突破上求得新解，但实践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方法论上的标新立异，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随意性与形而上学。譬如，有所谓的新兴学科——生物政治学，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仇恨，成就《资本论》，盖源于马克思本人患“痈”给自身带来的痛苦；还有人研究领导人的“情感、意象与因果”来遥估领导人的政治行为。〔1 〕“文明冲突论”就是这种方法论的产物。 1.“文明冲突论”颠倒了“文明”与“生产”的关系，其方法论是唯心主义的。众所周知，人类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人类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经济、物质利益。“文明冲突论”在上述历史的、逻辑的方法论面前难以自圆其说。正象在人已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时候，再囿于“人是动物”已不能揭示人的本质一样，在人类历史民族—主权国家已成为基本元素之后，再去谈论人类的历史是所谓文明的历史，就根本不能反映人类历史的本质。“眼下，国际政治中基本的文化单位仍然是国家……而不是文明。”〔2〕而且， 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只是人类冲突的一种表现。亨文将表现简单化，等同于原因，在逻辑上是荒谬的，由此导出的结论——要求西方文明集中对付“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则显然是错误的。 2.“文明”应当涵盖政治、经济与文化，绝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亨文将文明的概念唯他所需，一方面，离开政治、经济、文化谈空洞的文明；另一方面，则在更大程度上将文明定格为价值观念与宗教信仰，从而认为“全球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弱化了把民族国家看作认同的源泉，宗教开始起来填补这一真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从愚昧走向文明、从混沌走向开化、从宗教社会走向世俗社会，而不是相反。果真如亨文所说，世界冲突无疑会回到部族战争与宗教战争；21世纪的战争将成为超越国界的圣战。事实上，宗教信仰的不同，只在政治的驱使下才成为人类冲突与战争的原因。在卢旺达，如果没有政治家的号召，就不可能有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种族屠杀。经济发展，非但没有弱化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是强化了这种认同感。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同时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的带头人正是全球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美国人在中国，自然而然地对卡迪拉克汽车感到亲切，而日本人则对松下电器感到骄傲。相比之下，没有多少中国人在日本因为儒教的推崇而感到荣光，东南亚国家也没有因为儒教而与儒教的祖师爷中国认同到一起。全球的一体化激发了人们寻根的热情。这“根”，不仅仅是文化与宗教的，更是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而不是对母体的泛文化津津乐道。 3.亨文一叶障目，肆意夸大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无视一种文明内的正统与异端之争，往往胜过不同文明间的彼此之争的事实。不同的文明之间固然存在差异与矛盾，但也确有共处与交融；或者说不同的文明之间既冲突，又趋同。60年代以来的西方“回归自然”的潮流，就是东方儒教与道教文化的演绎与实践。东方人吸收西方人的竞争、效益、民主、法律和科学观念。亨文预言“人类的重大分歧和冲突将会是文化”，认为世界正向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日本文明、南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东方文明（儒教、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非洲文明这四大文明集团“聚合”，很难想象这就是未来的世界图景。亨文大谈伊拉克的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却视而不见穆斯林兄弟——逊尼派、什叶派之间的争斗。其实，至少可以说，“文明内部发生冲突的次数同文明与文明之间发生的冲突一样多”。〔3〕 4.考察历史的与现实的世界政治与国际格局，人们不难看到，重大国际问题所涉及的有关方面，主要是以不同国家来划分的，而不是以不同文明来划分的。美西战争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倾轧。50年代后期，西欧国家就开始坚持脱离美国而维护自己的独立。60年代初期，戴高乐阻止英国参加共同市场，更成为重视民族主义感情的象征。1993年，英国否决法、德提出的欧盟主席人选；1995年，北约在克拉克辞职后新秘书长遴选过程中的明争暗斗，凸显“文明认同”在国家利益面前的脆弱。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不可能使国家作为政治实体消失；苏联与华约的解体，非但“大欧洲”难以出现，反而军事政治色彩浓厚的“北约”（绝非文明色彩）却在很不和谐的声音中“东扩”，“一个多极的欧洲，一个英、法、德、俄列强纷争的欧洲在失而复得。”〔4〕事实上，以文化划线，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冷漠， 只有极个别的情况。 过去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在于文明上的差异，未来的世界想必也如此，因为世界作为民族国家大家庭存在的实质眼下还未显露出质变的端倪。1994年秋，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来华访问，在沪演说时谈到了当今世界冲突的根源。他说，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发展，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世界上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二、“文明冲突论”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反映了西方国家在根本上强化对第三世界的文化侵略、精神统治的欲望，以巩固经济上的“中心”与“边缘（附属地带）”关系，对抗第三世界的独立、主权与发展要求。 1.“文明冲突论”隐含着反动的种族主义。它会让人自然地想起义和团运动时期风行欧洲、后因朝鲜战争刺激再度流传的“黄祸论”。“文明冲突论”只是“黄祸论”的恶性膨胀。受苏、东剧变的鼓舞，亨廷顿妄想一劳永逸地增进美国的利益。在亨廷顿看来，非西方文明是祸水，西方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共同对敌，为捍卫西方文明的所谓纯洁性特别是“百分之百的唯美主义”，为促使第三世界无条件地加入西方意义上的国际一体化与世界秩序，固持“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有必要在文化上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同一切非西方的文明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或采取封锁的隔离手段，或采取以贸易促变的渗透手段，或采取强化传媒的宣传战手段。说到底，西方对裁军等威胁“中心”地位的举措也要谨慎从事，“以免其他文明利用西方的非军事化改变根本性的力量对比。”不仅如此，“文明冲突论”这种“以建立西方文明的独尊地位为目标”的理论〔5〕， 同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出现的排外思潮也是遥相呼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