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深化改革，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也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为改革创造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 经济文化一体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必须有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这是因为： 第一，从社会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来看，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系统中，文化处于最高层次，起着统率和导向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这就要有高层次的文化导向来指导经济的发展。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特别强调文化价值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尽管有最为巧妙的智力技艺。如果离开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1〕。 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需要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裕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基础，但也需要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有人提出要找到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结合点；有的提出“文化引路，教育奠基，科技开车，经济腾飞”的思路。这些都是很可取的。经济发展必须发挥文化引路的作用，才能使市场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众所周知，近年来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特别是东南亚经济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发展。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从而逐步形成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新格局。如新加坡是一个人力、物力资源极其贫乏的弹丸小国，从6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24000美元， 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加坡建立了一个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良性结构，形成了经济、社会与文化协调发展的机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文化力”。而科技与教育，是构成现代“文化力”的两大要素。新加坡已成功地树立了一种国家重教、全民重教的良好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向西方学科学技术、向东方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风气。 再如韩国，自6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腾飞，成为亚太地区新兴工业国，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形成了经济、社会与文化协调发展的机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韩国早就提出“技术立国”、“教育优先”的口号，教育经费的增长率，多年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不仅为经济腾飞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质的人才，而且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在韩国，群体主义传统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中，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每个人都必须努力证明他对社会的忠诚，而这种忠诚程度是以他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来衡量的，这已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成为一种优良的文化心态。正由于上面这些文化要素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为韩国的经济腾飞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第二，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来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样需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近年来，不少学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弗朗索瓦·佩鲁认为：“如果新的发展研究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最深处，那末，对于这种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所要求的总体调整的思考将会是肤浅的，并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2〕。 很多学者对全球问题的研究，都是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研究到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结合的研究，寻求如何通过人文因素协调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提出如何强调人文因素的作用，如何提高人的素质来回答未来的挑战，来实现现代化。美国著名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认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宗教领袖都同意：富足、物质财产和技术进步都不是组成人类幸福的关键成份”〔3〕。他认为：应该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为中心来达到现代化，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只有同文化因素相结合，才能作到环境的变化与人的幸福相一致〔4〕。确实，现代化的根本内涵应该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内涵，是人具有高度的文化，具有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不断提高文化的价值的含量。这样，把文化置于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文化意识成为社会机体的内在尺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江泽民同志指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正体现了高层次社会文化的巨大作用。其作用的落脚点在人，在于促进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在于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含量的提高，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消费力水平，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大大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真正幸福。这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 二 当代某些西方国家出现的文化矛盾及其影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深刻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内部结构脱节和断裂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二百余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已出现根本性对立和矛盾。他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这就是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实质”〔5〕。贝尔所说的“文化矛盾”，主要是指现代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却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享乐主义盛行，摇滚舞、脱衣表演等色情、凶杀场面到处可见。这造成了资本主义严重的精神堕落和社会危机。贝尔认为：“这不仅突出体现了文化准则和社会结构准则的脱离，而且暴露出社会结构的自身极其严重的矛盾”，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的危机”〔6〕。他还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文化危机的严重后果：“关系到社会存亡”，“从长远看，这些危机能使一个国家瘫痪，给人们的动机造成混乱，促成及时行乐意识，并破坏民众意志”，“就是一种精神危机”〔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