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引起了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注。其中，传统文化的地位与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建设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评价传统文化的作用等，已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报理论部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在合作创办“传统文化经典笔谈”专栏的基础上，于5月6日在京联合召开了“中华经典与现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寻根，就传统文化的研究作出进一步的考察。读者读了这些意见，有什么感想，欢迎写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本报理论部《史林》专刊。 编者的话（之一）：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古籍汗牛充栋。据《汉书·艺文志》载：六艺三千篇、百家四千篇、兵家八百篇，加上诗赋、天文、术数、方伎、医学、西汉书籍不下一万数千篇。经过历史的淘汰，为什么有的古籍长存不朽、被历代认同？专家们从历史价值与特色方面重新审视了中华经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 中华经典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精粹、瑰宝、核心与源头活水 张岱年（北京大学教授）：约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印度和希腊都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近代西方学者称之为“轴心时代”。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一历史时期留下的几部重要典籍，后来被称为经典，它们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在两千多年的文化发展中起了显著的、积极的作用。譬如《周易》、《论语》、《老子》、《孟子》对中国人影响就很大。《易传》中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理想，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论语》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肯定了人具有独立的意志。《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标准，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论，都具重要意义。《荀子》在理论上有独到之处，这就是“天行有常”的唯物观点及“制天命而用之”的改造自然的思想。《庄子》中提出了思想的相对性以及庄子的批判精神对后人很有启发。总之，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寄托在中华经典之中。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华经典的价值与特色在于：（一）创造性。中华经典产生于大变革的历史时代。这些著述提出了新理论，新观念，新学说。各种学派著书立说，相互诘难，百家争鸣，使得当时的时代极富生机，使其经典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二）丰富性。中华经典涵盖宽广，包罗万象，涉及自然、社会、人生各方面，给后人提供了极大的知识量、信息量，使后人从这些经典中得到教益和启示。（三）包容性。中华经典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有较大包容性。历史上儒家曾和黄老之学调和，也和法家相继而出现儒表法里，还有儒释道三教合流。至明末，一些士大夫甚至皈依天主教。中国经典往往提供思维的大纲和模式，给后人以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四）长远性。就中国经典的意义和影响来看，具有长远的价值。经典是教育人们的教科书，并非“藏之名山”，它在二千多年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真正是“传之后世”，可称不朽之作。中国经典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可以算是“源头活水”。说它是“源头”，因为它是早期先民的遗产，但已包含着此后中华文化发展的各种基因。称它是“活水”，因为它产生于中华文明的青年时代，是向上的、健康的，有朝气，有活力，生机盎然。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经典的生命力在于它的自我扬弃。我们重视中华经典，并不是使之神秘化。中华经典不具备上帝的特点，它们是具体的、有限的存在。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中华经典正是如此，其中不仅有儒、墨、道、法诸家间的见解矛盾，而且各家内部也自相矛盾。这样，他们在争鸣中繁盛一时，并在历史行程中扬弃了自己。这正是中华经典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到明清时期消极方面的沉淀已经很深，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文化的源头上开发积极的方面以克服消极的方面。中华经典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就在于此。 陈高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古代经典中提出的各种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民族是由四个特征构成的，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可称民族性格，它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不能离开民族文化而存在的。民族感情、民族意识，都是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分不开的。而共同心理素质主要应表现为特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如对国家民族的献身精神，重义轻利的行为准则，敬祖重本的伦理观念，等等，根源都出自古代经典。换句话说，古代经典对于塑造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以古代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仍是沟通散居世界各地华人心灵的重要桥梁。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传》有“玩习古义，修明经典”的话。这里的“经典”是指儒家典籍“六艺”；班固著《汉书》，也称为“六学”。其要旨，经史学家司马迁的阐述而更加具有社会的和历史的意义。司马迁认为：《易》长于变，《礼》长于行，《书》长于政，《诗》长于风，《乐》长于和，《春秋》长于治人。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一方面，通过经学家们的继承、阐释，不断取得新的理论形式；另一方面，通过史学家们的理解以及广泛而具体的记载，一再获得历史的形式。可见，儒家经典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不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并不限于儒家经典。在“六艺”、诸子之后，史书也有了经典，所谓“世有著述，皆拟班、马”，“《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讨论“中华经典”同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时，一方面要看到那些最古老的经典，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其之后所出现的经典。它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譬如在思想学说、经验智慧、道德传统、民族精神、历史认同等方面，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其生命力。
